然而，单纯地推高银行间市场利率，虽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防范金融风险，压制高风险的影子银行活动。但鉴于中国畸形的经济结构，如果缺乏对经济发展中信贷创造过程内生性动力的调整，包括放贷人、借款人甚至监管者的动力，中国的金融改革最终可能难以获得良好的结果。

　　据WSJ最近的报告，在中国银行业监管上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去年一度发生了“矛盾”，去年年底传言中的更严格限制银行影子银行活动的“9号文”也因此“胎死腹中”。经济学家George Magnus解读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纠结之处，特别是严控系统性风险底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

尽管金融改革应该是最容易和最少政治争议的改革，但金融改革还是显示了中国的纠结。

一方面，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和国务院乐于看见市场尝试表内和表外的新融资和信贷产品，这样就能逐步取代国家通过信贷配额、贷存比、具体的信贷窗口指导和设定固定的利率水平来分配资本。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影子银行体系实际上是利率市场化的试点，为正式取消利率上限和控制做准备。（里昂证券经济学家Andy Rothman否认影子银行体系的存在，因为所有的影子银行机构都是国家控制的。但我会说，如果真的如此情况将更糟。）

另一方面，银行和它们的分支机构以及其它金融中介机构正在证明，它们除了擅长利用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以外，还擅长绕开诸如法定资本率和贷存比之类的行政和监管限制。一个例子是，金融体系越来越依赖银行间市场来扩张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开发商的非常规贷款。而承载了巨大融资和展期需求的银行间市场，正是去年6月和12月货币利率抽紧的地方。

所以都是“双刃剑”：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都很好，但在银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成为推高GDP代理人（主要通过信贷创造实现）的时候，这样做就是自找麻烦了。当局还是不得不让惩罚性的借贷利率持续，并承受其后果。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但经济增长更早地受到冲击比更晚的好。

　　此外，虽然最近理财产品的期限实际上降低了，但同时期限少于1个月的理财产品看起来的确消失了，这可能是人民银行推高银行间拆借利率的一个原因——减低理财产品和潜在资产间的期限错配。消灭了最短期的产品，起码化解了流动性潜在风险最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