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的一个特点就是“吃饭型财政”，政府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支出的大部分被行政管理费用和人员工资给“吃掉了”，所以政府机构改革的重头戏就是精简机构，减少“吃皇粮的”人员。 其实，这是我们多年来在认识上的一个误区，美国“吃皇粮的”人员比例比中国还要高。

美国联邦、洲、地方三级政府共有“吃皇粮的”雇员一千八佰多万人，而美国总人口数大约是2.8亿人，比例约为1：15，其财政支出也占了GDP的一半；中国吃皇粮的人员大约有4，000万人，但中国总人口有13亿之多，比例约为1：32，两厢比较，中国吃皇粮的人员在比例上要比美国显得“更精简”。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财政上不堪重负，在职能上服务不力等问题，板子不能主要打在庞大的“吃皇粮的”队伍上，而是另有“隐情”。

“隐情”之一便是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美国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大部分用于医疗保险、教育安全、社会救济等为纳税人服务的“服务性”领域，政府的日常管理费用等却很低，政府的功能偏重于服务；而在中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服务性领域的支出比例很低，在“管理”岗位的“人头费”、包含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巨额支出在内的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很高，政府的功能偏重于“管理”。

“隐情”之二便是“吃皇粮的”人员结构分布不合理。美国“吃皇粮的”不仅包含政府雇员，更包括那些教师、环卫人员、公园管理人员甚至公共交通人员等，他们的机构也很庞杂，但人员分布主要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我们“吃皇粮的”人员大多是“做办公室的”，他们的日常工作对象是“行政事物”，而真正为社会服务、为老百姓服务、为基层服务的公共服务人员却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常常是一方面基层警力不足、社区医疗人员缺乏、市场监督人员不够，农村师资薄弱，一方面“做办公室的”却人满为患。

所以，吃财政饭、吃体制饭、吃皇粮的人员多些倒不是什么当务之急的大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他们都在什么岗位上，都干了些什么，钱都花在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