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10日的晚上，母亲为我能当上飞行员高兴的同时，面部表情中隐含着更多的沉思。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明天就要走了，可是，家里既没有能带在身上的零花钱，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晚上，母亲让我脱下身上的衣服，借着土窑洞中那微弱的煤油灯光，在盆里洗起来。母亲一边洗衣服，一边带着轻微颤抖的声音叮嘱我说：“出门在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做好心人，都要往家里写信……”母亲边说边流眼泪，父亲不爱说话，一个劲儿地抽烟袋锅。

    母亲把洗好的衣服搭在煤火上烤干，因为第二天我还要穿着洗好的衣服上路。中午，全家为欢送我当兵，专门吃了一顿用榨碎的蒜汁当卤的面条。父亲到生产队为我借钱，因为我家一直是欠钱户没能借到，于是，将家里的全部现金两块五毛钱及姐姐为我做的一双布鞋，装在上学时带干粮的袋子里背在身上，从此离开生我养我的父母、家乡，开始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戎马生涯。

    回想起近20年与父母形影不离的苦难生活，老人家为我的成长所付出的辛苦是无法表述的。逃荒陕西，不到7小时的火车路程，母亲抱着我硬走了一个多月。由于没钱为我种牛痘，就从别人家孩子身上弄下一点放在我的胳膊上。肚子实在饿得难受时，我曾用舌头舔过墙上的土。在我病重的时候，总是母亲陪伴着我掉眼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那穷乡僻壤的沟沟坎坎，到处都留下了我砍柴时的脚印，也留下我对家乡的怀念。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家庭里，在父母百般精心呵护下，我的身体仍能达到千里挑一的飞行员水平，可以想象，父母为我的成长付出的代价该有多么大，作为儿子，无论用多么大的回报都是不够的。可是，我都做了些什么呢！

    1959年从我离家开始，国家就遇到了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我吃着飞行学员的伙食，却忘记了全家还过着以野菜充饥的日子，也不理解父母亲为什么不照张相给我，因为，我好想念他们。等我1962年探家时看到父母亲和两个弟弟因严重营养不良，脸上的浮肿还没有消退时，我全明白了。那次探亲归队后，从弟弟写给我的家信中得知，母亲为没能让我吃上一顿饺子而哭了好几次。

面对隔离审查房间的四面墙壁，一想到母亲和自己当前的处境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我曾竭力压抑自己的悲痛情绪，但是，放在眼前的几封加急电报与母亲的身影使我不能自已。经我多次请求，才被许可回到北京城里的家，给河南老家寄钱为母亲办丧事，时间只有一天。

    这是我自“九一三”事件以来，时隔近两年之后第一次与妻儿见面，没想到带回家的没有任何喜悦，而是亲生母亲辞世的消息。岳母一家都能理解我的心情，第二天，当我离开岳母家准备返回学习班时，登上公共汽车前，妻子从衣服里拿出早已为我准备好的黑纱，默默地为我戴在衣袖上，看到黑纱，想起死前没能见儿子一面的母亲，一阵酸楚涌上心头，难过地望着同样心情沉重的妻子，喉咙里好像堵着什么。妻子一边为我戴黑纱，一边小声说：“按我们老家的风俗，是不能在岳母家戴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