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被“隔离”的都是穿军装的人，而且陆、海、空三军干部齐全。我看到并认识的人有：王璞（广空司令员）、解耀宗（空12军军长）、查全伦（广空政治部主任）、陈伯羽（广空管理处处长）、王秉璋（空军副司令员、七机部部长）、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韦祖珍（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政委）、王新（河南省军区政委）、周建平（南空副司令员）、王维国（空4军政委）、陈励耘（空5军政委）、鲁珉（空军作战部部长）、何汝珍（空军干部部副部长）、黄志勇（总政治部副主任）。可是在“亚疗”五年多，却从来没有发现过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江腾蛟（原南空政委）、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党办主任）和顾同舟（广空参谋长）的影子。我心里揣测，这些人的问题比我们严重，没有在“亚疗”点。

    1976年8月底，我从大楼外面躲地震搬回时，那些女的全搬到中楼一层去住了，但也还能经常看到她们。1977年夏，一次我洗澡回来经过食堂走廊，从玻璃窗看见一个上身穿白衬衣，下着蓝裤的女人正在快步走动，没有看到脸面，从背后看她的身姿体型，走路步伐很像国贤，我不禁一怔，心中疑惑：“难道国贤也被送到这里‘隔离’起来了？”

    那次我看到在外面活动的共有三人，另两个是穿陆军服的老太婆。后来我每天都有意去医务室理疗烤电，想再见见那女人，可是连续40多天来回上百次举目观察，那个身穿白衬衣，下穿蓝裤子的女人像人间蒸发了似的，再也没有出现过。

    “亚疗”点由于被“隔离”的对象多，居住条件不像丰台一个人住一个单元，这里管理也比较松散。一层楼住十多个“隔离”对象，共用一个厕所，他们上厕所经过我的房门口大家必然照面。到外面放风活动时，南、中、北三个大楼的“隔离”对象都到院子里，虽不在一起，但总能看到，只是不能接近和直接说话罢了。

    这里被“隔离”的都是穿军装的人，而且陆、海、空三军干部齐全。我看到并认识的人有：王璞（广空司令员）、解耀宗（空12军军长）、查全伦（广空政治部主任）、陈伯羽（广空管理处处长）、王秉璋（空军副司令员、七机部部长）、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韦祖珍（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政委）、王新（河南省军区政委）、周建平（南空副司令员）、王维国（空4军政委）、陈励耘（空5军政委）、鲁珉（空军作战部部长）、何汝珍（空军干部部副部长）、黄志勇（总政治部副主任）。

    可是在“亚疗”五年多，却从来没有发现过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江腾蛟（原南空政委）、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党办主任）和顾同舟（广空参谋长）的影子。我心里揣测，这些人的问题比我们严重，没有在“亚疗”点。

    “亚疗”的生活秩序和管理虽然没有丰台好，但在1974年以前还比较好，每栋大楼设有两个公务员。南楼因有女“隔离”对象，配有女公务员，都是军区大院招待所调来的男女战士，打扫厕所和楼道的卫生，定时换洗被套、床单、枕巾和清理房间内的用具，他们工作认真。1975年公务员换成66军战士担任这些工作，这些战士虽不如公务员的工作好，但还说得过去。

    由于这些战士也是三至六个月轮换一次，他们的工作起来越糟糕，挑开水经常把热水瓶摔破，最多的时候一个人一次摔14个。本来水瓶都是新买的，后来都破烂不堪了，听说招待所买水瓶胆都到工厂去，一买就是一汽车，就这样也供不上他们摔，而公务员时期很少发生这类现象。房间的柚木地板本来不能直接用温拖把拖地，这些战士硬是用湿拖把拖，以至后来许多地板都裂缝翘了起来，“亚疗”留守人员看到心疼地说：“这些柚木都是从菲律宾进口的很贵啊！”过去厕所卫生搞得很干净，小便池里的白瓷砖和马桶都经常擦洗，闻不到一点儿异味，到后来脏得简直无法说了，小便池尿碱一厚层，大便拉到便桶外也无人管。又放了个倒剩余饭菜的泔水桶，他们好多日子也不倒，脏水四溢，流得满地都是，招了许多老鼠来抢吃。老鼠的胆子大到大白天还敢在人住的房间和楼道里乱窜。1975年5月调整房间，我又调到12号，正对着两个厕所门口，我经常点燃卫生香驱除臭味，但因离厕所太近，点卫生香也无济于事。加上大楼前后的下水道被堵塞，污水横溢，臭味难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