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勋，字海观，湖南湘潭人，官至两广总督。民国间，其后裔印行《湘潭袁氏家集》，其中有袁树勋呈清朝统治者之《新政条议》。

光绪二十五年（1900）四月，“庚子事变”发生，八国联军入侵。十一月，清廷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议和大纲》。十二月初十日，清廷谕内外臣工条议新政以闻，意在振兴国力。次年三月，时任苏松太道的袁树勋呈《新政条议》，洋洋数万言，为清廷开出了变法改革的药方。

    不过，不为人所知的是，此文实系汤寿潜代拟。

    彼时，汤氏是袁氏的幕客，代袁氏拟稿是其职责。光绪二十五年十月，袁氏刚任苏松太道，欲请汤氏入幕。经汤氏老友赵凤昌、何嗣焜游说，汤氏才接受了袁氏之聘。

清廷下达条议新政的谕旨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各自组建了一个起草奏稿的班子，汤氏成为两江班子的成员，随后又代袁氏起草《新政条议》。

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五十二月下旬，刘坤一邀汤寿潜、张謇、何嗣焜、沈曾植赴宁，商议代拟条陈之事。

二十六年正月初，汤、张、何约定先赴沪后赴宁。十一日，何氏卒。十六日，汤氏抵沪。二十八日晚，乘船赴宁。在宁期间，与班子成员张謇、缪荃孙、沈曾植、沈瑜庆、蒯光典等人商议新政、变法复奏等事。缪氏写信将此事告知了金武祥，云“现刘宫保请沈子培、汤蛰仙、张季直、蒯礼卿及弟，预议新政 ”。二十九日，沈曾植致函夫人，谈及一些细节：“廿六见新宁，谈次及旧岁为苏盦所拟书辞，深致钦佩，并有拟复奏新政折意，以日已宴，未能畅谈。次晨，遣人来言，以病，故改日，尚欲改订晤汤蛰仙，明日可到，大略到后当更一谈。谈后定覆奏之局，便无事，可定归期矣。新宁属藩司招呼供应一切，又属幼彦道意，并以季直同寓诸事，皆便辞之。此间熟人如筱珊、伯约、蒯礼卿、陈伯严均来晤谈，颇有燕会，外人或以新宁特招属耳目，甚不愿多酬应，然不能免也”。

二月十二日，张之洞电刘坤一，提出联衔复奏的建议：“变法复奏必宜督抚联衔，方可有益，人多尤善。请公主稿，鄙人当附名......尊稿若成，望即见示。张、沈、汤三君，群贤辐辏，谋议必极精详。金陵定稿后，拟即奏请三君一同来鄂请教一切。此间有郑苏龛、劳玉初、梁节庵、黄仲韬四君，亦可参酌”。得到刘坤一响应。

二月下旬，汤氏完成了两江班子的工作，廿五日赴沪。代袁氏起草《新政条议》应该就是此后的事。

三月初五日，汤氏致电张之洞，谓变法宜先行数事。十三日，张电盛宣怀、刘坤一、袁世凯，高度赞赏汤氏建议：“汤蛰仙稿请速索寄。济歌电云‘变法宜先行数事，不必候回銮’。字字精切紧醒，真见忠君爱国之忱。请岘帅具奏时附片切请”。

十四日，刘坤一电张之洞，云“张、沈拟稿已寄呈。汤代袁道拟禀，十一钞寄，已到否？鄙见张、汤稿宏深博大，意在一劳永逸。惟积习太深，一时恐难办到。沈稿斟酌损益，补偏救弊，较为切要，其中只科举、学堂分途考试，不废八股，尚须酌改耳。似可用沈稿为底本，再得我公斧正润色，必卓然可观。公前拟九条，皆救时良策，有沈稿所未及者，仍拟添入。江、鄂联衘入奏，最为得体，由鄂由宁缮发，均无不可。此稿必须偏劳大笔，先将此数条具奏,得能邀准，实力举办，耳目为之一新。公次数条，相机续奏,总期能言能行。扶危定倾，皆公之力也。”

由此可知，汤寿潜代袁树勋所拟奏稿于十一日寄给张之洞。

十七日，郑孝胥在张之洞处见到了诸人所拟条议，其日记载：“渡江谒南皮，留饭，示议赔款各电，又示张、沈、汤、汪穰卿、吴挹清各条议、袁、陶二奏稿。”

廿五日，张之洞荐举汤寿潜，谓“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该员品行敦笃，学问淹通，端谨而不腐迂，前在青阳任内政绩卓然，平日讲求经济，博考中外政术，实属才品兼优，有守有为。现以终养开缺，在沪养亲。拟恳恩送部引见，优予录用。”

张氏之所以荐举汤氏，显然与他在此次商议新政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