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今苏州吴县)人，吴门画派创始人，与文徵明、仇英、唐寅并称为“吴门四家”、“明四家”。明成化七年（1471）二月，沈氏游杭州灵隐，应灵隐寺详上人之请，仿黄公望《灵隐山图卷》，作画十四帧。这是沈氏最早的山水长卷。康熙间，高士奇《江村销夏录》有载，并且完整抄录了沈氏题跋：

“沈启南仿大痴道人《灵隐山图卷》。诗云：‘湖上风光说灵隐，风光独在冷泉间。酒随游客无虚日，云伴诗僧住好山。松阁夜谈灯火寂，竹床春卧鸟声闲。佛前不作逃禅计，邱壑宜人久未还。’刘公佥宪、史君明古偕余及继南弟，为湖山之游。至飞来峰，不忍去者累日。夜宿详上人所，索纸墨以为兹山写真。因系以诗云。成化辛卯春仲望日，长洲沈周。”

    显然，高士奇是亲眼见过画卷的，但他没有记载详上人之后的流传情况。高氏之后三百多年，画卷似乎一直秘不示人，世人只能通过《江村销夏录》，才知道它的曾经存在。直到1911年8月，上海文明书局影印出版《沈石田灵隐山图卷》画册，人们才得以再见其面目。画册封面、版权页题“刘氏养晦堂藏本”，说明它当时为“养晦堂”所收藏。

    “养晦堂”为理学家、诗文家、湘军元老、陕西巡抚刘蓉之居所，在今天的娄底市娄星区儒阶冲，现只余残迹。刘蓉名作《习说》一开头就提到了“养晦堂”：“少时读书养晦堂之西偏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曾国藩在《养晦堂记》中道出了“养晦堂”之涵义：“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

    刘蓉喜收藏，但其为官在西南、西北，平生未去过江南，遇见《灵隐山图卷》的可能性不大。

刘蓉次子刘麒祥，字康侯，以父荫入仕，历官四川候补道、江苏补用道、江南制造局总办、上海道，颇有作为，惜天不假年，五十二岁时病卒于任。他有文艺才能，能诗，善画，喜与文人雅士交游。聘石遗老人陈衍为幕客。与郑观应有交情，为其《罗浮待鹤山人诗草》题词。

刘麒祥的艺术创作活动，文献记载不多。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初十日，翁同龢日记中有一例：

“午正诣颂臣处，景月汀星、东甫沣、刘康侯麒祥，四川候补道、王纯农诗正，江苏道、林小溪之，江都县、曾劼刚及余同坐。康侯能画，就颂阁笔砚为画一团扇，甚老到，劼刚题句，薄暮散。康侯云，先淡着墨，细心收拾。此其师所传口诀也。又能画花卉，甚鲜艳。”

“劼刚”即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有书法造诣。他是刘麒祥的姐夫，任驻外大使时，刘任参赞，二人私人关系自然是很亲密的。但二人在艺术上的合作，就目前所见，仅此一团扇而已。十多年前，曾有一幅刘麒祥绘团扇出现于拍场，为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旧藏，无曾纪泽题字。可见，刘麒祥为翁同龢画过不止一幅团扇。

    由此看来，《灵隐山图卷》大概率为刘麒祥得于为官江南之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麒祥去世后，图卷当为其子所继承。首次出版后，长销不衰，至1940年，再版至少七次，均由上海文明书局、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在沈曾植、鲁迅的藏书目录中，可以看到它的名字。1922年版由当时知名作家、书法家董康（即 “西湖伊兰”）题署。但是，自1924年版始，版权页的 “养晦堂”全部错印成“养悔堂”。1940年后，中国大陆未再出版。

1976年，台湾清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题为《明沈周灵隐山图卷画册》，叶公超题签，未印藏家名字。显然，此时图卷已流落海外。以研究中国绘画史著称的美国人高居翰在其《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一书中写道：“现存一幅沈周的手卷记录了他与友人们一起去游历杭州附近灵隐山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沈周在题识中将该画献给详上人(慎庵)，他们曾在他那里借宿过夜。”高氏注释道：“香港张鼎臣藏品。印成《沈石田灵隐山图卷》刊行（上海，文明书局，1924年）。”

刘蓉有后人在海外，或许就是他们去国后，将画卷出手，被张鼎臣收藏。“养晦堂”和画卷的缘分结束了，这是一件憾事。不过，缘来缘去，本为世间常态。在天翻地覆的时代巨变中，画卷能幸存于世，还是值得高兴的。

    画卷影印本的存在，使我们得以发现养晦堂和画卷有这么一段缘分，填补了画卷五百多年流传史的一段空白。现在，1940年前的图卷影印本除了廖廖几家图书馆有藏，坊间已经见不到踪影。网上有两本1940年的，价格令人咂舌。几十年前的影印本尚且如此珍贵，真迹的价格只怕要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