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迪画八景，而米芾等命名为“潇湘八景”后，各地名胜风物景观便纷纷以“八景”相称，如地方志书均予以重点记载，古代湘乡县志就是这样做的。梳理《湘乡县志》中的有关记载，我们发现该地最早的八景体系始于明代。清代，“湘乡八景”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的纠缠，最终定型于同治年间。

“涟湘八景”是最早的湘乡八景体系

明代修有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四部《湘乡县志》，它们虽然都不存在了，但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长沙府志》载有“涟湘八景”：飞来佛、罗汉烟、铜坑井、卷帘水、洗笔池、紫荆台、芗泉井、石鱼屏（或称石鱼山）。《湖广图经志书》并收录了戴儒的《涟湘八景》诗。戴儒是明代广东饶平人，成化年间担任过湘乡县教谕。由此可以断定， “涟湘八景”是湘乡最早的八景体系，由戴儒提出，最早载于明成化志，姑且称之为“成化八景”。

     但是，戴儒并不是八景的发现者，只是八景体系的总结者、提出者，因为八景中的每一景都有悠久的历史。石鱼山载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芗泉井出现在南朝刘宋，洗笔池出现在唐代，飞来佛、罗汉烟的故事分别产生于五代、北宋，铜坑井、卷帘水、紫荆台至迟在元代已出现。戴儒把它们组成“八景”，盖因其早已脍炙人口，深入人心。

明万历时期对“涟湘八景”的改变

清代首部《湘乡县志》修于清顺治，清康熙十二年续修，即清康熙癸丑志。清顺治志和清康熙癸丑志中的八景变成了东山起凤、涟水卷帘、笔沼春云、铜坑夕照、碧洲芳渡、紫树元台、芗泉潄琼、石鱼鼓鬛。清康熙癸丑志还载有龙应滨的铜坑夕照、紫树元台、东台起凤诗，龙应河的碧洲芳渡诗，周汝观的涟水卷帘、笔沼春云、石鱼鼓鬣、芗井漱琼诗，正好凑成八景。

据《城南龙氏族谱》记载，龙应滨、龙应河出自湘乡望族城南龙氏，为共高祖的兄弟。据清同治志记载，龙应滨是明嘉靖乙卯举人，做过广东长宁县知县，声名卓著，明隆庆四年（1570年）辞官归家。龙应河是明隆庆四年举人，曾任江西万年知县，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归里。作为出自望族且有声望的致仕官员，他们必与湘乡地方官有密切交往。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县令揭士奇修复迎恩桥，龙应滨为之作记。时周汝观任湘乡县教谕。揭士奇，江西广昌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出任湘乡县令后，除修复迎恩桥、捐俸建城江桥、建县城四门外，又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与邑人贺幼殊修县志，“时称博洽”。进士贺幼殊，是明万历志的主纂人，出自本邑望族花桥贺氏，先后任福建长汀县令、云南兵备副使，入祀福建名宦。洪承畴乡试出自贺幼殊之子贺详门下。

可见，龙应滨、龙应河、周汝观是同时期人，他们的八景诗应该是在揭士奇、贺幼殊的组织下，专为万历志而作的。由此判断，清康熙志中的八景是对万历志所记的一种沿袭，姑以“万历八景”称之。

与“成化八景”相比，“万历八景”的取名充满诗意，每一个名称都是一幅写意画。铜坑夕照对应铜坑井，涟水卷帘对应卷帘水，笔沼春云对应洗笔池，紫树元台对应紫荆台，芗泉潄琼对应芗泉井，石鱼鼓鬛对应石渔屏，审美感受有云泥之别。

“万历八景”对“成化八景”的另一重大改变，就是将飞来佛、罗汉烟剔出了八景，说明万历志对八景的选择标准与成化志是不同的。据志载，飞来佛之事，传说五代时湘乡县北的感应寺，一晚僧人闻到异香，见林际有祥光，遂跟随香气，见一木佛坐竹林中，因迎入寺。过了一年，来了一个外地人，看见木佛后，十分惊讶地说：“这原是我家里供奉的佛。我曾经遭人诬陷而获死罪，临刑之际，行刑人手上的刀突然就断了。行刑官询问原因，大家都说我没有罪，是受了冤枉。我家素奉佛经，有‘刀寻段段坏’之偈。官吏去我家查验，发现佛顶有刀痕。太守将情况向上报告后，我就被放出来了。当我回到家时，佛却不见了。佛托梦说，已飞至湘乡感应寺了，所以我就一路寻找到这里来了。”罗汉烟之事，说的是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县令吴择邻梦见十八僧求住处，早上起来后，将这个梦告诉了助手刘汝一。刘答曰：“听说慈云寺募塑十八罗汉像，而将旧像丢弃水中。公梦是否有此有关呢？” 县令于是命人将被丢弃的十八罗汉像抬入凤皇寺供奉起来。其中阿只多尊者右手小指生祥烟一缕，在空中缭绕不散。

可见，飞来佛、罗汉烟实为传说，算不上风景，且故事荒诞，被移出“八景”是合理的。

清代湘乡八景的更新与否定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修县志，即清康熙戊寅志。鉴于旧有八景中的飞来佛、罗汉烟失之荒诞，铜坑无据，石鱼失征，紫树元台、芗泉漱琼均荡然失其遗迹，县志编纂者葛世封采纳了邑中名士简自采、谢天墀的建议，将八景更新为笔沼春云、碧洲芳渡、东山雪霁、杨柳春堤、桐井长虹、重石双清、石磴烟岚、山城晚照，分别指洗笔池、中洲、东台山、潮音阁、铜坑井、重石、承先桥、县城。姑且称之为“简谢八景”。其中，潮音阁、铜坑井、重石、承先桥、县城是新加入的。此处的铜坑井并不是“铜坑夕照”的铜坑井，它“在治南十五里，与八景之铜坑井名同地异，有时亦见虹吐井，在山腰泉出两歧，上下分注数百畦，久旱不竭”，即简、谢以此铜坑井替代了已消失的铜坑井。

“简谢八景”是合理的，但清康熙戊寅志之后的清乾隆志却恢复了“万历八景”，而没有沿袭“简谢八景”。 清乾隆志这么做，可能是认为涟水卷帘、铜坑夕照、紫树元台、芗泉潄琼、石鱼鼓鬛等五景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是不可剔除的。

 “铜坑夕照，即铜坑井，在东岸坪山冈中，相传产石绿，有龙湫，方阔丈许，四时常溢，夕阳西照，则群岫平野，紫翠交映。遇旱祷雨，投以楮币，受则沉，不则浮。元至顺甲戍，州判夏观增躬祷井中，浮一牒，乃延佑丁巳知州贺弼请雨文。洪武三年，知县吴显奏封为铜坑龙井之神，有司每岁一祭焉。”“紫树元台，邑西门外旧有一方池，池中有台，相传水增则台起，水落则台降者。有紫荆树，春花盛发，登临时有异香，俗呼为紫荆台。”可见，铜坑井与紫荆台都是通灵之物，可以预示水旱之灾，对于农耕时代的人们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涟水卷帘，涟水从龙山来，至县学前汇而为泽，无风而纹，自成逆湍，飞雪如珠之倒卷。观涟亭旧在其上，相传水卷则科名盛。”此景与科名相关联，虽然不可信，但它蕴含着人们对科举昌盛的美好愿望。

“芗泉漱琼，即芗泉井，湘乡以此泉得名此说谬，殆亦南阳菊水之亚也。”石鱼屏，《水经注》有载，是湘乡历史最为悠久的风物。可以说，芗泉井和石鱼屏是湘乡知名度最高的地标。

另一方面，清乾隆志修纂者对它们存在的问题做了一些弥合。对石鱼屏不存的问题，修志者也许“借鉴”了简、谢以彼铜坑井取代此铜坑井的手法，说是有两座石鱼山，一在二坊，一在十都，二坊的石鱼山被旧志选入八景是误载；还载录了易宗涒的考证文章，以昭慎重其事。对芗泉井则进行了疏浚恢复，“国朝乾嘉间，邑人胡国重等复浚，周围甃石”。涟水卷帘的景致不存在消失的问题。但铜坑井、紫荆台还是没有修复。

旷日持久的石鱼山之争

清雍正戊申志和清乾隆志的秉笔人易宗涒，出自县内望族大坪易氏，清乾隆间在慎郡王府任教习，后来做过岳麓书院山长，名望很高。他对石鱼山问题的处理，看上去不失巧妙，却为一起旷日持久的争端埋下了伏笔。

《水经注》中的石鱼山所指为何，考证并不复杂，易宗涒的结论也是成立的。但是，作为八景的石鱼山如何界定，不仅是地理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清乾隆志以前的县志中，只记载了二坊的石鱼山，八景中的石鱼山当然别无可指，只可能是二坊的石鱼山。但清乾隆志指旧志为“误载”，等于否定了二坊石鱼山的客观存在，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清同治志指出，“乾隆间志，乃以此山离涟水远，高广俱与郦注不合，改定为十都之石鱼山，其说不为无见”，认为旧志说是误载则过分。被列入八景载入县志的景致，能给当地带来诸多好处，人人欲争而得之。长期以来，二坊石鱼山被视为“八景”之一，无疑是二坊的宝贵资源。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剥夺二坊石鱼山的八景资格，二坊都不会答应。凑巧的是，大坪易氏的发源地、聚居地大坪正好位于十都，而易宗涒将石鱼山考定在十都，这很可能使人们产生联想。也许因为易宗涒的声望，民间非议之声无法改变清乾隆志的结论，但它没有消失。七十多年后，它显示出强大力量，致使清嘉庆志、清道光志推翻了清乾隆志的结论，把十都的石鱼山剔出了八景，清同治志云“嘉、道间志仍从旧说是已，而十都之石鱼山置而不录。”但是，争端并没有终止。湘乡县令胡钧为道光志作序，说“嘉庆丁丑，湘乡续修志乘，梓成，外间有訾议者，于是大吏签饬更正。岁己卯，设局重修，录本甫就，而訾议又起”。因屡起争端，大吏下令另起高手重新编纂。“邑志修于乾隆丁卯，其时删订大略，见于前令谢君家麟序言。阅今七十余年，何一经修辑而遂改之不一改耶？”从清嘉庆丁丑（1817年）到清道光乙酉（1825年），县志修了八年才告竣，其间风波频生，石鱼山争端盖为其一。

清同治志对此难题采取了对两座石鱼山都予以认可的办法，均载入志。对于“石鱼鼓鬣”之所指，清同治志仍将其归于二坊石鱼山，而冠以“旧称”二字，可谓智矣。“石鱼山，在治西十里二坊，一名石鱼屏。《水经注》云，石鱼山下多元石，色黑而理，若云母，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宛若刻画，长数寸，鱼形备足，烧之，作鱼膏腥，因以名之……旧称石鱼鼓鬣，为邑中八景之一。又，治西南五十里亦有石鱼山，十都，在涟水北岸，上为鲤鱼滩，山高数十丈，广逾十里，山顶有仙鱼庙故址……窃谓二说未容偏执，两山自可并存，均此物产之奇，何必强分畛域？今并载之。”

至此，这场发端于简、谢，延续了一百七十多年的笔墨官司，终于尘埃落定。

(此文发表于2022年第一期《韩公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