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省会新闻界京剧票友聚会在石家庄老北京四季涮坊举行。一如既往，开始都说“我不行”，然后你刚唱罢我登场，热烈非常。我在乐队先生们的帮助下，“复习”了自己的“保留节目”《赵氏孤儿》之“我魏绛”一段，演唱了《奇袭白虎团》选段《决不让美李匪帮一人逃窜》。然后又与田耀斌先生共同演唱了一段麒派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之“我主爷起义在芒砀”。我自知唱得不好，但还是得到大家热情的鼓励。

 我想，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也不例外，甭管真好假好，一旦受到褒奖，都会特别高兴，兴奋异常。我是最典型的一个。不过，既然大家都是京剧的业余爱好者，好的也好不到哪儿去。况且，多数人不是不会跟弦儿便是嗓子上不去，要么就是嗓子挺亮而没味儿……嘿，就是这样，大家互相鼓励，你唱我捧，弄的一个个都特别高兴。有的第一次参加者，嘴里不住地说：“哎呀，这种活动实在太好了。以后可别忘了叫我呀！”有的没有捞到展示的机会，依然和大家一样陶醉在幸福之中。甚至一些压根儿不会唱的参与者，也表示一定要学几段京剧下次带来……

 说我会唱京剧，没几个人相信。其实，我大约在四五岁时就学会了一段《打龙袍》中包拯的唱段《在金殿领了太后的命》。那时候，父亲是村子里戏班子的主要成员，唱花脸的。有一次，大家在我家聚会，有人开玩笑地说让我唱一段，我就在炕上唱了一段《打龙袍》。可以想象，不定唱成个什么爷爷奶奶样儿呢，还是收到了大人们的夸奖。其实，不要说我，就连他们戏班子的人唱戏，也都是在戏园子里听会的，照葫芦画瓢唱个大概齐。

 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不但父亲会唱戏，母亲也懂戏，姐姐、妹妹也都迷戏。那时候，正定县人民礼堂买票的都认识我父亲，总是给他留着好票。他看了戏，还经常给村里老弟兄们把票捎回去。我们是一家子戏迷。直到今天，我们兄弟姐妹到了一块儿，从来不说有用的，就是聊戏。

 记得我上小学时，我要到县里去考剧团，都走到半路了，我娘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把我拽了回去。说实在的，要不是这一“拽”，我也许早成为方荣翔似的裘派名角了呢——自吹呗，反正不上税。

 到了文革时期，不是吹的，样板戏连男带女所有的唱段，我都能对付，而且有京剧味儿。不过，只是会唱，不会跟弦儿，属于“高粱地里的唱法”——这话即源于我们小时候唱戏。说是高粱地里的唱法，实际上在玉米地里、谷子地里一样唱。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买了《武家坡》、《捉放曹》、《甘露寺》等剧本。当时，我最喜欢的就是薛平贵的《一马离了西凉界》。《武家坡》全本，从薛平贵出场，连老生带青衣加念白，一气下来。《甘露寺》也差不多从头到尾全本拿下。受我的带动，我们天天一起下地干活的孩子们也都喜欢唱戏。这块地里唱，那块地里和，虽然没板没眼没调，依然乐此不疲，乐在其中。

 现在，年近古稀了，也有时间了，一来为了开心，同时我也很想学一学跟弦儿。况且，参加戏迷聚会，还能交朋友，健体魄，何乐而不为？

 也许是因为我的年纪较长（我想没别的原因），每次都受到大家的过誉，真是心有“盛名难副”之感。除此之外，便是幸福之感。我由衷地感激年轻人们的尊重和爱戴。我也十分欣慰我们的年轻人具有如此高度教养和包容之量。

 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