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监管水平也是“新型加转轨”

    当管理层把股市定位为“新型加转轨”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也包括了管理层对股市的监管水平。就是说管理层对股市的监管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大的战略蓝图和总体发展路径有比较清晰的设计，但是在具体的监管措施上只能跟着市场的演进被动调整。

　　监管上的“新型加转轨”一方面体现在经验不足，另一方面，针对中国股市的独特特征也没有成熟完备的经验可以照搬。

但总体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以“有形”之手介入而逐步形成股市的良性自我约束的市场机制的期许，同时还希望这个过程尽量和谐。

如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直接参与的对价股改设计，可以认为是完全的行政有形之手，这打破了市场的僵局并使股市重新得以启动。而引导工行等蓝筹回归并在上市首日计入指数，通过指数的虚高制造股市已经向上的氛围，可以认为是以隐蔽的“有形”之手拨动市场资源的流动来促进股市的发展。这些技巧性措施有点“中国智慧”，但也为日后的放手埋下了隐患，使得股市重新患上“政策依赖症”。这种设计和市场的走势可能在尚福林就任证监会主席沉默两年而开始实施“手术”的预见之内，也换来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尚福林主席也因此当选２００６年的央视经济年度人物，评委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望闻问切，对多年的制度痼疾明察秋毫。他大开大阖，开出的处方具有外科手术般的精确。”

但股市走上３０００点之后的发展则可能超出了监管层的预料，因此显得动静失据，滞后于市场而被市场拖着走，如股指期货屡次放风的推出时间又屡次延后，如面对股市渐趋疯狂显得焦虑而缺少必要的手段，只能空喊无效的风险教育口号，并最终被迫拿出调高印花税的重手。

这一措施尽管立竿见影，但也受到了口诛笔伐，给一直沉浸于股改成功之后的喜悦中过的股市留下了一个暗伤。在市场的“市场化”要求之下，监管层确实在监管形式上开始更加“市场化”，更多的通过增加供应来对冲市场需求，即使在股指从５０００到6000多点的征途上，也没有再出台更激烈直接的措施，但增加供应的措施尽管缓慢，却最终真正衰竭了基于投机的股市上涨动力。市场的市场化要求不但等来了越来越沉重的供应压力，也使得管理层即使在股市大跌的危及时刻，也依然要求股市以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的问题，如认为平安融资，如果市场不满意，可以用脚投票，而不是寄望于政府。

现在，救市与不救市，又把监管层置于了一个两难境地，从目前的措施看，不能说管理层面对市场暴跌无动于衷，但依然延续的是带着政策帽子的市场化措施——放行新基金，如果管理层坚持不在市场要求的其他问题上松口，股市会怎么发展？如果上市公司一季度的业绩能够实现2007年市场给出的估值预期，则股市在下跌衰竭之后会逐步走强，正如增加股票供应之后依然上冲了1000多点才回头。如果市场担心的上市公司业绩问题被在一季报中坐实，则下行的空间还会比较大。

大小非和再融资问题，反映的都是中国股市的根本缺陷，那就是大小股东利益并没有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之下得到很好的统一，大小非极低的取得成本固然是减持的非常重要的动力之一，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想，如果做为内部人的大小非都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没有信心，市场对该公司保持信心的基础又在哪里？

在股市面临着进一步暴跌甚至再一次推倒重来的危情时刻，必要的维护市场信心的应急措施是应当有的，但棋行至此，也更应该对股改以来的得失进行梳理修正，为进一步的健康发展打开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