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的简单生活
佘学先
是在长沙水风井的一家小酒馆里认识李健的。从西藏出差回到湖南,姜贻斌兄邀了几个文友小聚,李健在列,初时我并没在意,贻斌兄介绍说他是中国作协会员,《芙蓉》杂志社资深小说编辑。说实话,湖南作家很多,号称作家的人更多,我不在文坛已多年,并不以为多认识一个作家有多荣幸。
因为内地人对西藏抱有一种天生的神秘感,酒酣耳热的我免不了趁着酒兴胡吹鬼扯,无限地放大西藏的美妙,没想到这些话居然走进了李健的心里。
回到拉萨不久,就接到了李健的电话,他是湖南新化县人,操一口大多数湖南人都听不懂的湖南方言,节奏快而且发音古怪,我还是大致听懂了他的意思,大概是已经辞职,想到拉萨来。我希望他不要冲动,他说不是冲动,他已经买好了明天到拉萨的火车票。这时我才想起来,在长沙喝酒时他曾送给我一本他的中篇小说集,台湾出的,被我随手塞进了旅行包里。
我想在李健到达拉萨前对他有些了解,就想读读他的作品,古人说文如其人,应该是有道理的。
是这本名为《三瓣嘴》的中篇小说集带我走进他的世界,也带我走进了自己的乡愁。
中篇小说《白鼠》结构很简单,叙述也很平淡,平淡得就像生活本身。一个叫陀螺的美丽的村姑不幸因甲亢得了农村俗称的“大脖子”病,这在农村是短命和克夫的象征,于是所有的美好都离她而去。村里有一个先天残疾的瘸腿篾匠走进了她的生活,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是那个叫春打锣的篾匠将陀螺家的所有竹器都修整一新。小俩口在一个叫“老鸦冲”的角落里过着女耕男织的生活,虽有缺憾,倒也安静平和。
村里来了一个叫肖清凉的造纸厂工人,是来收购造纸原料麦杆的,村长指定他借宿陀螺家,于是生活起了涟漪。忠厚善良的肖清凉同情陀螺家的处境,运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种植技术帮助陀螺,也为陀螺开启了另一扇窗户,使她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和美丽。
故事的结局一定是每个人都猜得到的俗套,陀螺有了自己的新生活,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别忘了,所有故事的结局都是俗套的,生活就是生活,不是童话,更何况童话故事的结尾不也一样俗套吗?这不是作家的技穷,而是人类本身就招数有限。
我欣赏这篇小说的过程,陀螺倔犟勤劳、春打锣无奈而又不思进取、肖清凉善良无私、明生狡黠尖钻、豆子走出迷途,或浓笔重彩、或简单勾勒,但无不栩栩如生,精准如刚分手话别的邻居。
我更欣赏那只充满象征意义的白鼠,在闭塞的乡村,它代表神秘,代表未知的恐惧,甚至是绝望,但一旦冲出这种禁锢,人们就会发现,主宰命运的是自己。
白鼠给春打锣带来了财富,给陀螺带来了走进新生活的勇气和理由,给肖清凉带来了爱情,但我读到的分明是表象的另一面:在财富面前,春打锣选择过有钱能闲的生活,不甚在意陀螺的去离;陀螺却宁愿放弃这一切本应属于她的所得,义无反顾地走向新生活。
简单的小说隐喻着不简单的人生,这是李健的含而不露。
读李健的小说,几乎找不到模仿的痕迹,你可以读到沈从文、周立波,但那只是湖湘文化的承袭,就像隔山而居的村民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他的笔触拙朴自然,像山涧里恣意流淌的小溪,毫不做作浑然天成;他笔下的人物卑微而自尊,在自己的喜怒哀乐里轮回,没有渲染,也没有煽情,人物的命运就像朝露浸润枝叶,走向冥冥中的结局。
掩卷而思,我似乎捕捉到了一点李健的创作轨迹:师法自然,与自己的内心对话,为自己写作。
湖南是卧虎藏龙之地,“文学湘军”驰骋文坛数十年,巨星云集锐不可挡,李健能够脱颖而出,得到普遍的认可,并进入“文学湘军”主力干将之列,可见其雄厚的实力。我不解的是在湖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他,为什么要放弃别人求之不得的优势,执意涉入西藏这片未知的世界呢?西藏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居住着许多神奇的人,他们不在乎你的头上有多少炫目的光环,就算是莫言、王菲、马云之辈,行走在古老八廓街里,也不过是路人甲、路人乙而已,尖叫肯定是没有的。
我担心已过不惑之年的李健会有文学上的“高原反应”。
李健是从拉萨火车站直接被拉到市里一家叫“同湘会”的餐馆的,那天正好是老乡聚会,满屋的湘语湘声,他刚下火车,生理机能还没适应海拔近三千七百米的高原,我劝他刚来第一天悠着点,最好不要喝酒。刚开始他还沉得住气,频频婉拒,到了酒会高潮,他忍不住了,说老乡们这么热情奔放,他怎能袖手旁观:“搞嘛,怕么子卵罗。”这一喝就刹不住了,大醉而归,以后两天里都萎靡不振,不敢言酒。
本以为李健只不过是来玩玩,待他打开塞得满满的行李箱才知道,他是来打持久战的。五月初的拉萨风和日丽阳光灿烂,街道旁的左旋柳已吐出新绿,他却把过冬的厚棉衣都带来了,还有半箱是书,来旅游是用不着带那么多的书的。我隐约看到了他的决心。
李健的方言也成问题,说出的字大多不在调上,闹出不少笑话。
有一次我们结伴去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绒辖沟”采风,“绒辖沟”是藏语,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深壕河谷”,沟深流急,森林密佈,溪流直达尼泊尔境内,沿着峡谷走了老半天,李健突然冒出一句:“我就搞砣不清,这个地方怎么会产龙虾咧?”不得不佩服他的想像力。
李健很愿意学说普通话,并努力用到交际中。他所在杂志一日聚餐,七八个编辑、记者推杯换盏好不热闹,席间有一号称“酒仙”的资深编辑格外豪气冲天,无论红酒、啤酒、白酒来者不拒,一律抬头见底,佩服得李健由衷地鼓掌高呼:“你真洒脱,真洒脱咧!”酒桌上静了下来,大家都有些尴尬地看看资深编辑,又看看还在兴奋的李健,编辑部主任脸色阴郁地批评李健:“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这叫豪爽,怎能说傻透了呢?”原来李健的发言不标准,别人把“洒脱”误听为“傻透”了。
李健偶尔一起出去会友,他总是兴致勃勃的,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事业很成功,读过李健的小说、散文后大加赞赏,特意请他喝了一顿大酒。朋友的企业已经做了十年,经营得风生水起生意兴隆,得知李健的现状后,力邀他为企业写一本书:“钱我出,书你随意写。”
过了几天,李健没有任何动作,问他,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非常感谢那位朋友的好意,但我是不会为了报酬而写作的。”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怪胎,当今中国有多少所谓的作家为了钱不择手段、斯文扫地,钻山打洞地去为有钱人涂脂抹粉、曲意逢迎,而他居然还像先贤陶渊明一样面对蓝天白云吟唱“不为五斗米折腰。”
李健和我同住在文联大院,因为食堂只提供早、中餐,晚餐自己解决,我们就合伙做饭吃。他基本属于“白痴级”食客,而且只吃大米饭,拒绝面条、烙饼、包子、馒头之类。可以肯定他基本没下过厨房,对炒菜做饭毫无概念,问他在长沙是怎么过出来的,他说他对吃没有讲究,只要填饱就行。时间长了,他有些愧疚,觉得该干点什么,就自告奋勇地要求吃完饭后洗碗,前几顿真有点惨不忍睹,他洗碗不用洗碗布,也不用洗洁精,用凉水冲冲完事。更可恶的是他从不洗锅和锅铲,而且只洗两双筷子,如果灶台上还有一双用过的筷子,他是会熟视无睹的。当然,这都是当初,现在他不仅碗洗得干净,连灶台和灶台壁上溅的油都擦得干干净净。他喜欢吃魚,就满脸憨笑地跑到菜市场买回一条已剁成块的鮮魚,问他是什么魚,他说是鲤魚,湖南人认为鲤鱼的筋是发物,下锅前一定要抽出来。问他抽筋没有,他一脸茫然地回答:“怎么还有这么回事?”不安地吃下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以后吃鲤鱼,我也懒得问抽没抽筋了。
每天吃晚饭时,我们照例要喝点白酒,他的酒量没准,有时两杯就喊过量,有时堪称海量,记得父亲节那天我们从中午喝到天黑,每人干了近一斤白酒,他也没醉。
喝完酒的李健变得很健谈,我们谈天说地谈经历,但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他说他骨子里是一个孤独的人,这种孤独是与生俱来的。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找不到一个可以对话的人,最后找到了小说这个途径,他可以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他说小说是他的情人、生命,没有小说,他会苦闷憋死。他说有年春节,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十天,写出了后来获得普遍好评的中篇小说《约定坳蚂蚁》,作品完成时,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我的小说跟时尚、流派无关,我只想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只想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产生的愉悦与大家分享。我是一个没有宏大理想的人,像自然界的小草一样,只想简单地活着,享受活着的过程。”
李健说他在当地曾是小有名气的中医,现在回家乡去还有村民来找他开处方。他说中医注重调理,注重因势利导、顺其自然,生活和写作都是同一个道理。他说以前采药时就觉得万物有灵,一草一木都是鲜活的生命,他觉得自己与人对话难,与自然对话更亲近。他总是试图在人和自然界之间找到一种最真实的和谐。他这么想,也这么做,阅读他的作品,就像漫步在新化梅山的老山冲里,清新朴实、泥土飘香、乡音咿呀、鸡鸣狗吠、绿树成荫。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饱经沧桑的老农、还是春心萌动的少妇;无论是寒门苦读、胸怀大志的农家子弟、还是游手好闲、浑浑噩噩的混世浪子,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不起眼的生活场景,平淡的人物命运,不经意间的悲欢离合,无处不让人感觉到李健对家乡深深的爱。
前段时间我去山南地区出了几天差,回来后他喜孜孜地告诉我:“刚写完一个中篇,有点意思,再打磨几道,应该可以。”我问他写的是内地题材还是西藏题材,他说是内地题材。我就笑他不远万里跑到西藏来写内地,是不是因为距离产生美?他不置可否,只是淡淡地告诉我:
“我真的喜欢西藏,因为这里真的活得简单。”
注:作者系《西藏文学》特邀主编,本文刊发于《贵州民族报》201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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