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校学习的时候，有一门关于《党建理论》的课程，讲课的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班主任平时话不多，腼腆得很，但一进课堂却总是激情昂扬，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有一次讲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引证了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几个人分蛋糕，最初不管由谁来分，怎么分都会出现分得不公平甚至贪污的问题，直到最后，有人想出了“主持分蛋糕的人必须最后一个取蛋糕”的办法，才非常神奇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后来看了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写的《正义论》，才明白故事最初版本分的不是蛋糕而是粥。但无论分的是“蛋糕”还是“粥”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所要说明的道理，那就是：一个好的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再后来，我就一直很纳闷，既然世上有那么神奇管用的制度，那聪明的我们为什么不会去借来运用于实际当中呢？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整天面对那么多似乎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难题呢？到最后总算想明白了，我们不是不懂得或者不愿意借鉴这个故事，事实上，我们已经非常完美地借鉴了这个故事，大到国家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条例，小到单位里层层讨论制定发放红头文件大会小会宣传动员检查甚至要求上墙牢记的那么多貌似和“分粥”一样严谨的各项管理制度，都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的制度少了吗？非常多，多到有时候自己也记不清究竟有多少。我们的制度不好吗？很好，好到只要真正按制度办事就会和分粥一样管用。

    然而，然而为什么感觉现实还是那样乱糟糟的那么不尽人意呢？那样神奇的制度为什么一进入现实中就失了神效呢？有人把原因归结为执行力的问题。执行力的问题从表面看是人的问题，就是执行制度的人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不愿意使力或者使力不够甚至有力不敢使的问题。但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会出现不愿意使力或者使力不够甚至有力不敢使的问题呢？我觉得归根结底是：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执行制度的人时时处处遭遇着潜规则的问题。

    “潜规则”是最近才被提出来的新名词，但事实上却是个早就存在于我们周围的老问题。历史学者吴思先生在《潜规则》台湾版序中这样解释：“潜规则这个词，来自我对当代中国的观察和揣摩。我估计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明文规定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套不明说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支配生活运行的经常是这套规矩，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制度，不明白这一点就难免要吃亏。等到钉子碰多了，感觉到潜规则的存在了，尊重这套不明说的规矩了，人就算懂事了、成熟了、世故了。”吴先生在之后的《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对“潜规则”一词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更为详尽明确的定义，鉴于内容比较繁复，本文不加引述，有兴趣的可以找来一读，至少也会收到会心一笑的效果。

    同样是分粥，放在目前中国，也实行“主持分粥的人必须最后一个取”的制度，但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结果：主持分粥的人仍然会把粥得很不公平。而其中的一些人无论什么时候取粥都会理所当然地取较多的那一份，而另一些人即使轮到第一个取粥，却只敢取那较少的一份。这是一种集体的默契，大家心照不宣。如果有人胆敢打破这种默契，也许下一次分粥时就会没有他的份了。这就是潜规则的威力。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有了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但与规章制度相对应的，却是同样多的像幽灵一样附着在制度反面的潜规则。君不见：医院里经常张贴着诸如“救死扶伤，急病人所急”的医生守则，但病人却得遵从小病大处方，手术送红包，没钱住不进院的潜规则，于是医患关系随时都有可能上升到杀人与拼命的关系；机关里上墙的也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制度，但去办事的人却得遵从“要办成事先得请客送礼拉关系”的潜规则，于是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运应而生；我们党内有“德才兼备，任人唯贤，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原则，但很多时候却在遵从“任人唯亲，溜须拍马者上，不犯严重错误没理由下的”潜规则，于是就有了没道德素养、没文化知识、没管理水平的三无干部。

    潜规则的无处不在，使我们的生存环境成了“此地阳光恹恹．此地氛围溷溷”的样子。所谓“制度”本该是用来制约人的行为的。但长期以来，遵从潜规则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当制度遭遇那么多潜规则时，在制度的执行力度上当然会因为受到潜规则的极大制约而大打折扣。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正在以“太极推手”“绵绵化骨掌”一般的威力含而不露却极其严重地损害消解着制度的执行力，使规章制度的执行力消失于无形。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目的是使人在制度的威慑下对违法乱纪之事“不愿为，不能为，不敢为”。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因为碍于无处不在的潜规则，人们在执行制度时倒显得“不愿为，不能为，不敢为”了。所以一些所谓的制度只能永远停留在墙上、停留在纸上、停留在嘴上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此文为单位内刊约稿。因是体制内文字，发在博客里虽已作修改，但仍难免八股。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