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5日星期二

对语言的一点思考

一位作家，应该对语言有所思考。

最近我意识到，并且开始讨厌那种同质化的语言。那种同质化的语言没有感情，没有思想，没有生命力，而使用那种语方的作家，却冠冕堂皇地自称为作家，这应该算是一种无知。我想要有自己的语言，结果发现我也谈不上有自己的语言。

可以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事实上大多数作家的那种风格弱得没有什么光亮，几乎称不上有自己的语言。语言虽说是一种工具，运用语言的过程需要的却是作家的情感与生命经验。好的语言一定是具有创造性，有生命力，能够代表一个作家在这个世上的存在，能够描绘一个作家感受中、想象中的人类世界，而那个世界是艺术化的世界——对当下的现实世界中的人有启发性，有作用力，有感染力。

文字所承载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所呈现出的作家创造的成果，要对读者产生作用，不同的作家，读者能够从他们的语言中感受到不同的东西。我们读鲁迅的，与读老舍的，读张爱玲的，与读萧红的，所感受到的东西会不一样。因此也可以说，读语言是作家的第二生命，是作家的灵魂之在，是作家第一要追求，也是终生要追求的。

我们当下的作家们自然也知道语言的重要性，并且也努力在追求着。事实上为什么多数作家还是写出了同质化的，并不怎么见自己的语言呢？众所周知，要拥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是件相当困难的事。这不仅仅要求作家学习语言，还要求作家对语言有天赋，要求作家有着强大的灵魂——即对人类爱的力量。相信爱，追求爱，奉献爱，表达爱，是一种获得语言的方法。

我的西藏系列的小说的语言，已初步显露出我的语言风格。那是我的小说最为珍贵的存在，那时的我的语言是放松的，自由的，充满爱的，是想象式的，情感化的，非常自我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在写都市题材小说的时候，我则无法更好地运用那种我曾运用自如的语言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想是具体的，无处不在现实在我头脑中的存在影响了我，使我无法持续地保持着对现实中人类的爱，不能够在写作时随着我的想象去飞翔，不能够在创作时随着我的内心去写。我顾及得多了，想得多了。然而我也试图在转变，试图有所突破。我继西藏题材的小说之后，写过不少都市题材的小说，有一些说得过去的，可总体来说，我在写都市题材时我的语言还是不自如的，我的语言也还没有形成鲜明的特色。

当下的小说家中，谁的语言算得上是有鲜明特色呢？莫言算是的，莫言比一般的作家有着更为强烈的爱与憎，因此他的语言显得更有生命力，更鲜活。此外还有一些作家，如贾平凹、王安亿、余华、毕飞宇等，他们的语言或简洁，或幽默，或深刻，或丰富，或拙朴，都还是契合了他们本人的性情与思想。此外凡是语言有特点的作家，皆与他们与万物的潜在对话有关。这就是说，好语言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那种头脑中的，知识性的语言。

人人都会讲话，有的人讲话就是绘声绘色，就是吸引人。语言体现作家的创造的能力，而语言的形成，与作家的想象、情感、思想有关。问题是，时代中社会人面对的强大都市中的种种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使人类面对的新生事物越多，生活得越便利，便越来越失去自我，因此渐渐的也就失去了想象力，情感力，思想力，变成了物质的，科技成果的奴隶。

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是不容易的，我听说毕飞宇不用手机，这或许可以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好作家的说明。一个作家总归要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才有可能写出特别的作品。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膨胀，即意意味着使作家渐失自我，使更多的人渐失自我，在渐失自我的时代里，作家怎么可能拥有自己的，鲜明的，具有生命力的语言呢？而普罗大众也将在渐失语言的过程中越发孤独，无爱，感受不到人生的意义。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一个需要细细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