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中唐知县与当朝权臣严嵩斗法，据理力争，为草民做主，最终治了严嵩的妹妹诰命夫人严氏的罪。让他敢于坚持下去的理念就是开头这句和红薯有关的话。

戏不错，是充满正能量的喜剧。但是这句戏文中的红薯却不是戏里唐知县那个年代能够出现的。

红薯，也叫番薯，从名字上看就是舶来品，这个后来遍及中国的粮食作物是明朝万历年间才被引进国内的。严嵩是明朝嘉靖时期的权臣。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在嘉靖（公元1522年~1567年）之后，生活在嘉靖年间的唐知县不可能知道几十年之后的事情，更没有见过红薯这种东西，典籍里也没有关于“红薯”的记载，因此机智幽默的芝麻官是不可能说出“红薯”这个词的。

再有，戏剧故事的发生地是我国北方的保定府，按照史书记载，清朝乾隆年间红薯才传到北方，逐渐开始广泛种植，这已经是万历之后一百多年的事情了。戏剧是生活艺术化呈现的一种方式，其中个别词句不用过分较真，毕竟编剧不是专业的农业历史学家。讲故事不是讲历史，更不是讲考证，有一个正能量的主题，有风趣幽默的表演，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就是一部好的戏剧了。但若要研习饮食文化，对红薯进入中国的历史还是需要掰扯明白的，因为这是历史，更是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

据正史、野史的记载，红薯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进入中国的路径也有两条，一条是从吕宋岛（今菲律宾）传到了福建；一条是从交趾（今越南）传到了广东。

红薯传入福建的历史，史书记载得比较清晰有序，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和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都有记载。清代陈世元写过一本《金薯传习录》，书中引用《采录闽侯合志》中关于红薯来源的说法：“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石尧）确之地遍行栽播。”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鼓励种植红薯度饥荒，因而红薯又有“金薯”之称，这也是《金薯传习录》得名的原因。

红薯从越南到广东的历史记载见于清朝道光年间的《电白县志-杂录》：“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者罪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过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之不忠，然感先生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归，种遍于粤。”守关赴义就死，才让林怀兰把半块生红薯带回中国。广东人将越南带回的半块红薯作为种子，逐渐推广红薯种植。

红薯在中国的传播，福建陈振龙的后代做得比较好。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及其子陈云，先后把红薯种植推广到浙江宁波，山东的胶州、青州、河南朱仙镇等地，而后红薯逐渐在各地都有了种植，成为人们口粮的有效补充。而广东那一头，却没有相应的记载。

明朝建国皇帝朱元璋为了防止沿海军阀的骚扰和倭寇的滋扰，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明令“寸板不许下海”，除了朝贡之外，不允许有任何私人海外贸易。这种政策到明朝隆庆年间才逐渐解禁。尽管如此，我国古代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的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还是在明朝发生了。有一种说法是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郑和没有找到建文帝，却带回了不少异域的美食。燕窝、鱼翅就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经过中国厨师的演绎，逐渐成为高档宴席的当家菜品。明朝中期虽然依然实行海禁政策，但还是引进了一些粮食作物，如玉米、土豆、红薯以及辣椒等。

闭关锁国的状态下还能引进一些和吃有关的东西，也许能够证明在吃的方面，中国人的胸怀是极其宽广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明朝中期，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增长迅速，低水平的耕作技术难以满足人们的口粮需求，急需红薯这样易种植、产量高的粮食作物。红薯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和玉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粮食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