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的高考

李龙海（1964-08，男，河北景县人，燕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和政治发展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高考，对于社会下层子弟而言，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幸运的是它是自己可以把握的方式。

我的数学特差，进入中学阶段大大小小的考试只及格过2次，无奈之中只好选择文科。也许文科学生多是笨蛋，随后的全市统考，让我弄了个全班第三名，而在此之前，就是进前30名都很困难。这一下挽救了我自己，我后来才知道，家里此前曾经为了我每月10元左右的生活费发生过的争执，差一点让我从景县中学转到可以食宿在家的邻乡中学――据说现已变成职业中学。这件事大概发生在1980年，每念及此，我都会深深地怀念我的外公――一个普普通通的传统农民，在那段农民吃不上饭的日子里曾经讨过饭――他说就是再次去讨饭，也一定要让我在这所市重点中学念下去。

那时的学习压力使我根本无暇顾虑衣食问题，至于今天流行的早恋更是无需老师家长操心，因为那时只有做白日梦的份儿。我的穿戴一直是同学们后来的笑谈，因为个人卫生不好，还给我们班的男生带来了农村特有的臭虫。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只有在老同学相聚时才被偶尔提及。

下午的数学考试让我备受打击。我最拿手的解析几何一道题也没对，最害怕的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竟然占了70%。我们的数学教师是很优秀的，只是对我而言，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简直就是天书。让得前一年考过正弦定理的证明，富有高考经验的数学教师在考场门前的小黑板上专门给我们讲一道题：余弦定理的证明。打开试圈，果然有这道题，赶紧先做它，弄了半天还是不会。实在没办法，70分的题，我便只好写下“已知、求证”部分，“证明”部分就只有“证明”这么两个字。那一刻，我真是确确实实地感到，不幸的命运正在向我步步紧逼，两年来的书生意气显得那么可笑，恐怕要成为今后人生中令人脸红的回忆了。因为剩下的时间实在太过漫长和无聊，此时痛苦也不是时候，一阵心乱之后，又无奈地打起嗑睡来。不过，事后估分时数学成绩是最准确的，我估计这“已知、求证”，外加“证明”两字，总共可以得10分，最后实得11分，总分是41分。

所以，当我最终拿到河北大学哲学系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是满足了心理的企望。这个通知书对于我的家庭、左邻右舍和那个从没出过大学生的农村的意义，自然是非同寻常。即使他们全都尽可能地保持平静，我也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当年的大学生是农民可望而不可及的。我至今还记得一位大妈的话：“你看看人家，怎么就这么有福啊！”还有传说，大学生一毕业就是某级别的干部，相当于公社（乡）书记，等等。更有甚者，说要把我的成长过程记下来，以备将来写传记。总之，那就是得道成仙了。

入学时，父亲把我的行李托运好，把我送到车上。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从家到古城保定大概有6个小时的车程。精神上的问题解决了，物质境况并未发生改变，中午在车上饿了一顿，看着车上那0.35元的盒饭，实在舍不得买。这样的路程，我4年中跑了多次，经常站票。因为有了希望，物质上再苦也是可以忍受的。大学期间，已经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几位老同学曾经多次托人上门提亲，我自然是一概回绝。年轻人一旦得志，总是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我当时心里除了空洞的理想，就只是充满着小人气，一直想着一件事：要是我考不上大学，她们是绝不会理我的。其实年轻人被女人追求的时候，可能都是不会接受的，主要还是因为他实在弄不清自己的行情，生怕做了赔本的买卖。

今天大概更不会再有人在自己的志愿里填写“哲学”一词了，据说在国外，哲学课程也变成了人文学科的一个基础。虽然是二志愿录取，而不是我最喜欢的法津，也总算在20年后成全了一个混日子的教授。我可不像今天这样的胸无大志，那时候向往学法律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小饭碗，仅仅是因为一心想做法官或检察官，专门和不良官员较量，一心改造“旧世界”。所以，四年大学生活中，我还是公认的好学生：爱学习、爱思考。别看吃饭经常借钱，可没少买书；学习成绩不好，全班倒数第五，可咱知道外语的重要，大学毕业时拿到了国内最高学府的研究生入学通知书，不仅足以遮丑，而且又正经辉煌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