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行，其实是我村的一方田地。现在那里没有了杨树，更形不成树行了。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很多田地的名称都是村里约定俗成的叫法。比如我们村有块地叫“蛤蟆嗡”，因地势较低，在我小时候，那里没有防汛措施，进入雨季，常常被淹，经常在雨季成为青蛙们举行“大合唱”的地方，庄稼靠的是“望天收”，因而，一说“蛤蟆嗡”，都知道说的是东北那块薄地。其他如“罗家坟”、“五叉树”、“柏树坟”等等，每个地名儿都是那方儿地最有代表性的东西，甚至可称得上是文化。
　　对于杨树行，我有着很多童年的记忆。这块地在村的东北方向，是离村最近的一方地。我小时候，这块地中间有一条南北小路，路的两侧，的确各有一行杨树，这是记忆中我所见到的杨树最多的时候。再朝前是否有更多的杨树，就不得而知了。我曾跟着父母拉着排子车起早，用耙子去搂杨树叶儿。树叶儿不仅可以喂羊，还可以用来煮饭，做燃料。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一次我跟着父母在这块地施肥。因年纪尚小，帮不了大人多少忙。大人带着我，全是为了给我更多的一些自由，否则，我就得被反锁在家里，任我一个人如坐牢般的哭叫。那时候，农村孩子多，大人到田里劳作的时候，把孩子反锁在家里，是惯常的看护办法。施肥施的是一种瓶装的氨水，瓶子直径有四十公分左右，高约半米。结果，我一个人在地头玩耍，不知道用砖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把父母带去的两个瓶子中的一个，给生生的敲碎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样干，我忘了当时父亲有多么的生气，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每提及此事，仍心存愧疚。要知道，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一个可以装氨水的大瓶子，绝对算得上是比较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剩下的一个瓶子，现在仍然存放在老家堂屋的里间屋里，完好如初。以至后来父母跟我开玩笑说，将来分家，那个瓶子算是老二的，因为你的那只已被你敲碎了。其实，对于若干年后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弟弟根本不会把一只氨水瓶子放在眼里的，那只瓶子，仅成了一种关于家史的记忆。
　　1978年的安徽，在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再次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掀起了土地大承包的伟大尝试，这个尝试，解决了包括我村在内的中国百分之九十八的村社的最根本的吃饭问题。至于华西村、南街村等，实在是九亿多农民可望不可及的理想。那时候，能吃上一次白馒头，曾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家中仅有的改善生活时才有的馒头，父母也绝舍不得吃，全由我和姐姐享用。每每想及这些，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父亲，他受的苦太多太多，而享受的太少太少。
　　全国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家分得五口人约十二亩半的地。自此，温饱问题被彻底解决了，但父亲比以前更累了，他要靠自己的双手担负起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那时候，农业机器化程度很低，父亲弟兄五个种植了大几十亩的田地，但只合喂着一头牤牛。到了农耕的时候，牛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它只能去做最重的犁地的活儿，而象耙地、耩地一类的活儿，只能由人来做，父母所受的劳累可想而知。
　　不事稼穑，难以理解稼穑之艰辛。人拉耧，人拉耙，简直是在挑战人的身体极限。为了耙得更深一些，父亲经常让我坐在耙上配重。我坐在耙上，看着大人们前倾着身子，伸长了脖子向前拉，看到的是一个个几乎要匍匐着的后背。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过农村受苦的经历，有时只看他走路的样子，便可以有个初步判断。尽管你可以通过上大学、当兵等跳出农门，被太阳晒黑的皮肤渐渐白润起来，但很多人在辛苦的劳作过程中，肩膀被压弯了，身子或头部习惯于向前倾，总象在拉耧一般，且一生都难以改变。我时常想，最舒服的休息方式真的不是躺在豪华套房中的席梦丝床上，而是躺在到处是坷垃的土地上――因为当你轮起榔头打一晌坷垃，当你累极了的时候，四股八叉地躺在坷垃地里，那种舒服才是全身心的，是一种彻底的放松。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眠。
　　我家在杨树行有四亩七分地左右，分家后，这块地我和弟弟各种一半。土地，尽管已不是我的主要生活来源，但对于我来说，却有更加复杂的一种情感在里面。土地，见证了我和父母、姐姐一起劳作的那个时代；土地，让父母为之辛苦地奋斗了一生；土地，几乎包括了我所有童年的记忆；土地，是我饱经世态炎凉之后，唯一可以平静地息憩的心灵之港湾；土地，甚至胜过了西方国家人人依赖的心理医生。我深深爱着生我养我的土地，她是我的精神支柱与寄托。只有站在农田里，才能更加深切地感受父亲的教诲；只有在田地里劳作的时候，才能最深切地感受和体验父亲的过去，父亲的一生。这是我怀念父亲的特殊方式，更是最有效的方式。源于此，在和弟弟分家时，我才保留了一块承载着太多沉重情感和记忆的土地。
　　有些东西，是无法替代的；有些东西，是不能用简单的金钱去衡量的。
　　父亲常说，“农村漂着城市”，农民永远是社会的最底层。对于父亲的论断，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办法反驳，但论据始终不够有力。几乎每年的中央“1号文”，都会把三农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要解决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拥有14亿人口的农业大国的农民生计问题，岂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