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在乎容貌？？？应该这么说，有我在乎的人在面前，我就很在乎。

    《女人与衣服》说，女为“己悦”而衣，不为给谁看，而就是自己喜欢，像王维那首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自开自落，是自证的，有一种喜悦。至于女为“己悦者”衣，为自己喜欢的人穿衣，那是有了可以讲话的对方，不但开心，还刺激，有挑战性。而古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为喜欢自己的人穿衣，那是谦逊，敬重世情。

    我永远迷恋现世。为了把迷恋整理出一个头绪，所以我写小说。

　　毛尖：《巫言》中，细节哺育细节，枝蔓之多是你小说写作的第一次，用你引过的老子的话说，“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虽然，到底这“像”这“物”是什么，我们读者却是怎么也说不清。其中的“物”和“像”，你心头清楚吗？你说，你的愿望是，跟吴清源一样，棋下得最好的时候，每个棋子都在最好的位置上。想问的是，那站在最好位置上的棋子，更多是出于你的本心，还是技术？通过《巫言》，你解决了“线性时间”问题。我很想知道，你对“线性”的克服，除了小说野心，有没有身在台湾的写作自觉或政治自觉？好像《巫言》中，有些政治现象和人物比较醒目地出场了。

　　朱天文：线性时间，有时间，就有生老病死，时间即死亡。而对时间，我只好那之前不问，那之后不求，之前与之后，就让它像山水画里的留白，写成小说，那是小说的底色——惆怅与悲哀。于底色上，我只专注于当下。当下是细节，是实物，细节构成活着的质地和质感。一点不错，细节哺育细节。在只去不回的线性时间上，我一再被细节吸引而岔开，而逗留，每一次的岔开和逗留都是一个歧路花园（波赫士语），迷恋忘返。所以岔开复岔开，逗留再逗留。所以离题又离题，离题即主题。所以我繁衍出自己的时间，不断地离线，把时间变空间，这不就是巫术吗？对于使用文字（咒语）的书写者，这是技艺，也是本心。身处台湾的当下，政治现象跟人物比较醒目地出场于《巫言》，用文学语言（咒语）说，那是台湾当下里的临水照花。

　　毛尖：你讲话行路穿衣，让人感觉都特别女生，丁亚民说你“曲折婉转，女心无限”，所有见过或没见过你的人都会同意。不过，《巫言》却流露出很浓的中性倾向，跟你散文中的“我”有很大距离，这和你在写作过程中养成的职业习惯有关吗？还是，通过超越某种顾影自怜，你的历史情怀和文化情怀发生了一些变化？

　　朱天文：丁亚民此语出自《淡江记》的序，那时候我二十三岁，他二十一岁。我今已年过五十，若还顾影自怜，岂不成了妖怪。

　　毛尖：你解释“巫言”时说，就是站在左边。左边，指的是非社会化，在同一光谱的右边是社会化，而“巫”就是站在最“左边”的边界，越过了，就会变疯子。我想问的是，如果你的作品集，从左到右排个序，《最好的时光》会在《巫言》右边吗？作家中，张大春肯定在你右边，朱天心唐诺也在你的右边吗？除了舞鹤，台湾作家还有谁在你的左边？大陆作家呢？阿城在你的哪边？

　　朱天文：是的。《最好的时光》在《巫言》右边。差别在一本是散文，一本是小说。我写散文是有想要沟通的对象，但写小说，不沟通的。小说在写时，只能做一件事，吸口大气潜入意识之海，召唤出恍兮惚兮之中的像与物，赋予造型，给它名字，只能做这件事。写小说是摸索、探知和发现的一趟旅程。作家离不开生活和当代，就这一点而言，我没有结婚跟家人住一起，结了婚的天心唐诺就在我右边，右边一些些。台湾作家除了舞鹤，以我定义的所谓左边，没有人在我左边了。大陆作家所知不多，不敢说。阿城，我以为差不多同在一起吧，或者左边一些些，在我跟舞鹤之间。说笑了。

　　毛尖：老实说，我最喜欢的还是《最好的时光》和从前的《淡江记》，那真叫心头好。不过，看《巫言》，我的敬意是一直一直在增加。对于小说、未来，你已经炼就的职业小说家的身份还有什么要达成的？在《巫言》全部写完的一刻，你释然了吗？作为一个小说家，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朱天文：说来惭愧，到写完这本长篇，才惊觉自己要拿出“职业”小说家的决心来写小说，这点你也看出来了。换言之，尽管写龄三十六年，心态上完全是“业余”，爱写才写，不写几年也可以不写。职业跟业余的差别，在纪律。职业选手是每天要上场练八小时的。人生苦短，要用纪律来走未来年岁有限的小说路。作为小说书写者，所以我最想要的是身体好，有足够强健的体魄以专注，以凝神。

　　毛尖：可惜上次你在南京没和你碰着，不过真的见面，我怕自己也会挺紧张。不知为什么，看完《巫言》，我觉得跟你见面会更紧张，不是因为——比如你描述的气氛恐怖的会见哈金——而是感觉，通过《巫言》，你对人世提出了更高要求，我怕在你面前丢脸。或者，这其实是我的一种错觉？你会说，其实，这也是大陆读者对你的巫化想象？

　　朱天文：我也一样紧张啊。其实读者跟作家最好的相处方式，无非在作品里共处。作者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取他所能取的。如果读者的人生阅历够，鉴赏力强，他取得的常常还会比作者能给的更多。在台湾，老读者是与我们（我妹妹朱天心比我更有读者缘）的作品一起长大，一起老的。在大陆，由于这几年才出版我们的书，古物出土和时现新作，同时并陈于世。书有它自己的生命，活在百千人之中，就随它去吧。

　　毛尖：以“巫言”的方式，我们好像可以岔开去，聊任何天吧。你知道，侯孝贤和你合作的影片在这里有一代一代不会丢失只会增加的粉丝，但侯先生最近的走向却在影迷中间有很多争议。你用“最好的时光”命名了你们共同的“侯孝贤电影记录”，是不是也包含了一些倾向？能描述一下侯先生吗？上次在台湾见他，没想到他那么平易近人，在你眼中，他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

　　朱天文：我们的作品，小说，电影，都是，在一个时期变得很“狰狞”，好像翻脸不认人。六月底在南京，不只一位读者，以近乎请求的口吻对我说，你可不可以进两步退一步，不要走那么快来不及跟呐。最好的时光好归好，但生命各有自己的时间表，半由人半不由人，这是没办法的。况且你若有志气，境界虽好，也要“不住”，不爱耽在其中不出来，总爱往前走往不容易处去，这才有劲是不是？李安曾说侯孝贤电影，“草莽兼具精致的影片力量令人印象深刻”。这句话拿出来描述侯孝贤的人也很适合，把精致换成细心。他最大的弱点，我想是心肠软、耳朵软，这使他在四五十岁应该一部片子接一部片子拍的时候，却卷入周遭的世事人情里困顿难脱身，他分神去做了太多不务正业的事。

　　毛尖：从《巫言》看，你好像经历过所有的生活，甚至，你对Ｅ时代的高科技产品都非常熟悉。但从你本人看，你的生活似乎格外朴素又单纯，这个对比有些像以前你和侯孝贤的主人公是王晶文和辛树芬，后来是舒淇和张震，我们可以这么对比吗？你在小说中的变化，和侯孝贤的电影变化，显示出某种格式塔的同构。想问的是，其中有没有你们共同的美学转向？还是，我们读者想多了？

　　朱天文：是的，过朴素单纯的生活，是为了专注，为了擦亮敏感度。站在左边，也为的是更能看清楚右边，并与之对话。我们都迷恋现世，临水照花，现世的当代在我们作品里映出了它的样貌，这是不是美学转向，我还要想想，一时难说。如果读者有耐心，还愿意再跟跟，再看看，也许作者的再一部作品里会呈现出比较明朗的意图。也许每一位作者，一生其实都只在讲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