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这又是一起必将引发争论的教育事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金庸是否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以大量当代作品取代古典作品是否合适”等话题，已成为网络上的热闹话题。事实上，类似这种由“课本换血”引发的争议，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此前，上海市新语文教材删除《狼牙山五壮士》一文，以及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选入金庸的《天龙八部》章节，就曾招来同样的舆论激辩。

有人喜欢鲁迅，有人则钟爱金庸；有人欣赏海子的现代诗歌精品，有人则偏好《孔雀东南飞》这类古典诗文杰作。在一个讲究多样性、尊重个人权利的时代，面对这种基于文学人文趣味差异的教育需求分殊，我们显然很难、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简单地臧否孰优孰劣，甚至是两者的是非对错，所谓“参差多态乃是世间幸福的本源”。

     因此，在笔者看来，上述课本争议关键并不在：诸如“金庸与鲁迅”“当代与古典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低、谁更有资格入选教材这类问题，而在于：我们拿什么来保证教材本身的多样化，并以此来满足“参差多态”的教材需求。因为很明显，既然“参差多态”原本就是一种正常的世间生态，是权利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一种必然反映，那么作为权利载体的教育教材，应当做的显然是，尽可能地去尊重和适应这种权利需求―――如以丰富多样化的教材，供给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自由选用。

      但问题是，当前我国的教育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制度，更多体现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直接掌控支配乃至一手包办，而这样一来的后果必然是：一方面，民间社团学术组织很难自主编写个性化、多样化的教材，从而实现教材之间优胜劣汰的竞争，而另一方面，教材的使用者―――学校、教师、学生，也很难根据自身的特点自主选用教材，实现和维护其在教材上的选择权。

     反观国外教育发达国家，其中小学教材，不仅大多均由民间组织来具体策划编写(前提当然是依据相应的国家课程大纲总体要求)，保证了教材种类版本的丰富多样，而且在教材的选用上，学校教师乃至学生家长均有不同程度的发言权，特别是教师，最终往往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样一种充分张扬权利、尊重差异选择的教材制度，无疑不仅促进了教材内容本身的生动丰富性，而且有利于充分调动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自主能动性，确保教育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所以，对于此次北京的“高中语文课本大换血”，笔者以为，比琐碎、徒劳地争辩“金庸是否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更有意义的应该是，反思当前我们权力色彩过浓而缺乏应有权利内涵的教材制度，并进而着手去推动这一制度的改革、完善，最终让无论是鲁迅还是金庸、当代还是古典作品的爱好者，都能从教材中得到充分教育的满足、实现其自由自主的教育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