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华林漫步

花园山天主堂

花园山天主堂的名气很大，我早就知晓，这是源于花园山育婴堂事件，是武汉解放初期人人皆知的事。但是我到今年去花园山天主堂之前，一直没有到过这个地方。

胡榴明在《昙华林》书中说：“花园山天主堂是一个俗称，因为教堂建在武昌花园山，所以武汉人习惯这么叫；因为它属于罗马梵蒂冈天主教会，后来有人称为意大利天主堂（上面说了，这样称呼并不妥当）；本堂主保（即供奉像）为圣玛利亚、圣约瑟和耶稣一家子，所以教内称圣家堂；为了和别的地方圣家堂区分（例如巴塞罗那圣家堂），所以又称武昌圣家堂。”（P.144）

之所以叫它为意大利天主堂不妥当就是因为“当天主教在武昌（湖北）建立教区时，意大利还未统一，意大利这个国家还没有，……”不过在武汉叫它“花园山天主堂”的人还是大多数。

对于这个观点我有点存疑，虽然花园山天主堂的创立者明位笃早在1856年即来到中国，但他担任天主教鄂东代牧区主教的时间是在1870年，花园山天主堂的建成时间更是在1892年，而意大利王国早在1870年即宣告统一，因此不能说意大利这个国家当时还没有。

从昙华林街转到胭脂路向前走不多远就有一个路口，这条路叫“花园山”街，站在路口就可见到一栋大楼上写着“天主堂”三个大字，我想肯定不会走错了。大楼的尽头就是天主堂的大门，上书“天主教中南神哲学院”，天主堂建筑正朝着街道，透过铁花围栏即可看到它的雄姿。

对于圣家堂的建筑，胡榴明是这样描写的：“花园山圣家堂，花园山天主教教区中心建筑，1889年动工，耗银一万两，1892年12月17日正式开放，命名圣家堂，礼拜堂大厅可容1000人。

“坐北朝南，坐落于花园山高地，由上而下数十级台阶往上攀，石阶下的行人取仰望视角，于是更显教堂如山耸立的雄伟，整面墙四根贴墙柱，柱高二层，柱头支撑宽阔的檐部，顶上巨大山花。墙厚小窗，正面大门双重拱券，外围外墙装饰，内圈拱门，两扇木质厚门，正门顶上开一个圆形花窗，六片花瓣六个透空园，花心处装日晷仪（可以观察北半球日影的变化），合成一朵玫瑰花的标志。

“大厅内高拱的天花顶上装饰精美的贴着纯金金箔的雕花图案；正门两侧的橄榄枝石雕凹槽内当年镶嵌的纯金片早已被人挖走。

“长厅单层，长36米，宽18米，高20米，外形崔巍内部高旷，罗马巴西利卡古教堂风格，古罗马会议厅建筑样式，基督教创立之初时一种古老的简朴的教堂建筑模式，……”。（P.158-159）

我现在看到的教堂建筑与胡榴明当时看到的大体一致，只是在正面墙的左边见到一方武汉市政府的优秀历史建筑保护铭牌，上书：

优秀历史建筑

天主教鄂东代牧区主教公署

属晚期文艺复兴式建筑，1883年建成，1862年，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湖北代牧区主教明位笃，委托作为建筑师的继任主教江德成设计建造主教公署，以后陆续修建主教座堂、育婴堂、天文台等附属建筑。公署大楼立面三段式，对称构图，主入口上方为五开间柱廊山花。主教堂为古罗马巴西利卡式平面，设有五大祭坛；中厅内空高20米，天顶藻井花纹系金箔镶嵌，外墙十分厚重。

武汉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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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建筑确是如胡榴明所述，不过大门紧闭进不了里面，从大门的铁栅看去，室内光线很暗，无法看清大堂的宏伟和那些金碧辉煌的装饰，不知道他们做礼拜的日子能否进去，一睹它的容颜。

走下教堂高高的台阶，通过宽阔的广场，即是那座当年的主教公署今日的神哲学院大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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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建筑确实十分宏伟，三层大楼底层似乎是仓库杂物间，窗户很小。大楼中部双面台阶直达二楼，这才是工作层。建筑的特色正如武汉市政府的保护牌上所说：“属晚期文艺复兴式建筑，1883年建成，1862年，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湖北代牧区主教明位笃，委托作为建筑师的继任主教江德成设计建造主教公署”。这栋大楼就是放到现在的建筑群里，也是出类拔萃的。

建筑前面的广场很大，站在广场中央，右边也是一栋漂亮的房子，两层楼房，风格与主建筑一致，一楼三开间半，其中三间是车库，二层外廊，七开间，柱间上部发有拱券，屋面处山花女儿墙，整体建筑外墙色调与主楼一致，青灰色，很新，说明近期修饰过。二楼外廊中部立有一座手持拐杖的神像，应该是圣父约瑟的供奉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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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楼的对面则是一座花坛，绿荫丛中供奉着圣母玛利亚的立像，她双手合十，头部显示光环，似在为人们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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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父、圣母加上教堂内的耶稣，这一家子也都到齐了，所以此地曰：圣家堂。

“昙华林四大教区，英国伦敦会、美国圣公会和瑞典行道会都属于新教（中国俗称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其实也是基督教，因为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从梵蒂冈教廷分离，为了区别，中国人称新教为基督教，称基督教罗马教会为旧教或天主教，这是当年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为罗马教廷管理的基督教会取的一个中国人能够理解的名字，而且得到了当时梵蒂冈教宗的同意。”（P.148）

走出圣家堂，我在想基督教这样一个外来的宗教怎么能在中国站住脚，特别是在当时十分封闭的儒家思想几乎全面覆盖的中国，站稳脚跟并且慢慢壮大呢？

我想其原因大致上有这些：其一，它是随着列强的洋枪大炮进来的，有着强大的强迫性。列强为了占领中国，不仅要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还要控制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于是宗教是它们的首选；

其二，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初期是受到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强烈抵制的，从英美的传教士来中国的传教艰难过程就可以得知。他们因而得知，要想在中国站住脚，必须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无论是英国人杨格非还是美国人威廉臣都曾做过这个工作：学习汉语、装上假辫子、与中国人套近乎以及把教堂做成中国的古典式建筑等等，都是为了把基督教这样一个十足的洋东西涂上一层让中国人能够接受的“

保护色”，正如同远在东汉时期佛教进军中国一样，他们甚至不惜修改教义而取得儒家的接受；

其三，一种文化要想在异邦取得一席之地，必须要有它的长处。伴随基督教而来的，不仅有它的上帝和教义，更有它所带来的新文化、新观念和新技术。于是他们兴办学校，建立医院，传播民主、自由、博爱的新观念；教授数学、博物、理化、天体等新知识；并以他们擅长的西医为中国人治病，潜移默化，他们的上帝也就不请自来了。

但是，就是他们这样的努力，也只能在中国占领一席之地。一种外来文化要想覆盖本土文化谈何容易，如果外来文化没有比本土文化更先进更强大的能量，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深厚的文化根基，任何外来侵入的文化都是不可能把它打倒的！这就是从古至今中国始终是一个不受宗教支配的国家，始终保持着优秀文化传统的原因。

2018-10-20初稿于老牛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