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时间买单?
(2008-07-18 18:31:20)
标签:
杂谈 |
新一期的南方周末介绍了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情况,虽然还有迟疑,虽然还有对立的反思,但是作为主观想法来讲,已经很值得肯定。校徽设计,成果评定,连周五的聚餐,都被朋友热烈的讨论着。尤其最后一项,有着国内很多大学都没有的温情。虽然围城里的三闾大学也有类似的改革。笑谈而已,作为法学学科学生,希望国内法学院能有大的改革和发展。
另一方面,看现今媒体报道,对大学教育关注甚多,从教学评估,到学位评定,论文撰写,以及永恒的毕业生就业话题。这一方面显示出大学在一个社会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于大学教育对社会影响力的寄托。在众说纷纭之间,不时有高明见解冲出重围,令人振奋,虽然结果有时流水落花,又是一年,但毕竟曾经点燃过激情,激发过思考。
今天忽然想起我们的小学和初中教育。这二者在我国被合并称为九年义务教育。走过这段教育之后的感觉,时间根本无需延续这样长。如果说这个论断并没有大量的佐证来予以支持,我承认。但是身边的确有很多反例。同学之间有很多小学是五年制教育的,加之当年有些地区管理不严格,使得他们得以以较小年龄入学,于是在同学之间就很明显。我们一届学生年龄跨度竟然可以达到七年。也就是说当最大的同学理论上读了中学,而年龄最小的才刚上小学一年级。但是大家在一起学习,今天看不出什么大差别。特别是年龄小的同学,虽然小学比大家少读一年,知识结构上并不存在欠缺,反而总显出机灵可爱的样子。
现在媒体喜欢报道最年轻的博导,最年轻的院士,且不知道有些人一进入教育体系即被剥夺了成为最年轻的某某的可能。当然也有所谓少年神童,有些是通过我们并不熟悉的所谓跳级来实现,跳级这个制度在中国从来没有制度保障。比如考试的形式,大家都在默默中实行。另外一种称为神童的可能是在家里受私塾教育。这对学生家长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就有很多要求了。如果我们生活在一般家庭,则此生无缘神童了,教育制度使我们失去了做神童的机会。
据说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很被人看好,我猜这是和我国的大学教育相比得出的结论吧。事实上,我认为,在漫长的小学阶段,除了四则混合运算语文字词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在智力上的收益,我们那个年代英语教育还没有普及。有些人可能讲现在中小学生负担还重呢,减了时间,负担更重。负担这种东西,要研究其存在的价值。譬如作业,一老师让写十篇课文,另一个让写两遍。当然从理论上讲肯能十遍能让人记得更清楚,但是谁能证明十遍是必须的,而两遍就不能掌握到和抄十遍课文相同的程度。还有就是应试教育了,孩子们的负担是考试造的孽,每日不思量如何能让孩子们掌握更多实在的知识,而是在试卷难度上做文章,这样,负担永远减不下来,兴许哪一天,小学年限还有增长。
我们的基础教育时间和很多政策相关。小孩子七岁入学,九年义务教育十六岁,刚好可以出去做工而不用让用人单位承担录用童工的恶名。倘若国家将小学减少到四年,则小孩子十四岁毕业,将更早的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也就更早的给就业市场带来压力,这个情况可以和我国的晚婚晚育政策类比。不是做过统计么,完婚五年,三代之间减少一代人,那么如果让大家多在基础教育系统缠绵几年,也将大大的延缓就业压力。于此,就有充分理由不让大家早一点接受更高级的教育。
但是,教育对一个人一生影响重大,如果过于倾向于整体政策,而忽视人的发展,是不是也是无奈的悲剧呢。我不是教育专家,我给不出明确结论,只是把自己心中一点点疑问表达出来,诸君共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