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近年来，在效率优先这一先导原则的激励下，我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关数据就证明了这一点。2004年，我国的GDP达到136876亿元，比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了近37倍，即使是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这26年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速也一直维持在9.4%的水平上。

应该承认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使我国经济实力显著上升、政府调控能力明显增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而且也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都享受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实惠。

不过，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的施发启博士15日公开的一项分析报告引人沉思。施发启博士通过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依然存在不合理的因素，特别是城乡居民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在收入分配上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对于国家而言，随着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的出现和渐成雏形，人们在收入上所出现的逐渐扩大的差距也随之成为一种新的隐忧。如何最大限度地消解因财富分布不均所可能滋生的矛盾，便成为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政府的重大责任。

言及广大普通的民众和欠发达地区，收入上合理的公平显得十分重要。而事实上，诸多的不合理、不公平的财富分配问题在过分强调“效率优先”的牵引下越来越明显。

施发启博士在他的这个报告中就有几组发人深省的数据。一组数据表明，收入在分配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地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态势：2004年，占城镇居民20%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了城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40%强，而占城镇居民80%的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只获得了城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0%。另外一组关于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调查结果则显示，2002年，财产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现象比收入分配更加严重，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

“效率优先”的原则除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时也在客观上拉大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在生产力水平、生活和消费观念等方面的落差，这种落差往往又反过来成为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差的一个掣肘。

从施发启博士所发布的研究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到关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总体城镇快于农村的客观描述。从1999年到2004年这短短的6年间，城镇居民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就直线上升，从57.8%上升到69.2%，变化了11.4个百分点。

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整体经济水平还很低，可分配资源也有限，如果过分突出效率，而把人的平等放在一个次要位置上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相矛盾，况且忽视公平也未必能够实现效率的提高，甚至还要为此付出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收入分配的问题实际上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公平和效率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则必将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无论是回望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还是旁观他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都会发现，“只要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增长了，社会利益分配在总体上自然而然会得到改善，因而把社会分配问题寄托于市场效率的增长”这个命题并非坚不可摧；换言之，即使是在较为理想和规范的市场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增长也并不必然带来分配改善，相反有可能产生分配恶化。

效率的片面增长可能造成财富垄断和相对贫困化。财富和贫困相对积累的经济不公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率要求形成尖锐冲突，最终必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并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效率，使效率难以持久，使市场经济步入自身缺陷的死胡同。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就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笔者认为，施发启博士在其报告中所提及的一些意见不仅具有建设性，而且在操作上并无大碍。

简而言之，一是，要尽快统一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并适当降低所得税税率，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由增值税向消费税转型，降低企业税负水平，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二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三是，要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四是，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五是，要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本报驻京记者 郑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