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报案儿抓人玷污了回避制度
               丛心开史

    两名推销员向黑龙江东宁县一名老人推销了面值为300元的电话卡后，老人事后觉得自己上当，随即报案。很快，12名业务员被抓。参与抓人的有老人的儿子，他当时是刑警队副中队长，现任中队长。12人中5人被拘15天，7人被拘34天。34天后，检察机关认为推销员不构成犯罪，不予批捕。推销员们随后开始举报，认为是警察以权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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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2日《新京报》的这篇报道，让人看罢不禁五味杂陈。老人怀疑遭到推销人员的欺骗，通过报案讨回损失，本是再正当不过的权益，即便是一场误会，那也无可厚非。理由很简单，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当仁不让的职责义务，无论举报者是警察的妈妈还是爸爸，都不影响其举报违法犯罪的主体资格。

    但是，警察作为公职人员，在接受群众举报的时候却不能僭越公职人员的相关规定，将情与法混为一谈，甚至公报私仇。具体到该事件中，这个老人的儿子身为警察，可以为母亲遭受欺骗的事情义愤填膺，肝肠寸断，但冷静之后却应该主动回避案件，而不能带着一腔愤怒，亲临一线，参与抓捕疑似诈骗的12名业务员。至于其中5人被拘15天、7人被拘34天，是不是像舆论争议的那样存在畸重处理的情形，尚且不论，仅就警察的儿子参与了老娘举报的事实，他就无法洗清公报私仇的嫌疑。

    事实上，为防止情感因素或其他因素渗入公共行政领域，《中华人名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回避制度早就做出了规定，明确要求公务员执行职务时，涉及本人或者本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婚亲利害关系的，或者具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情形的，应当回避。很明显，这正是法律筑起的“亲情防火墙”，以避免产生人情执法，从而实现公平、公正、规范行政的目标。
    正因如此，娘举报儿子抓人的事件，明显是玷污了“回避制度”，于情似可原，于法万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