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受害者埋单？

23岁的凯撒，7年前被人打伤，犯罪嫌疑人当天就被带到派出所，但其趁人不备逃跑，至今未能到案，所以案件一直悬而未决。凯撒的父亲说：“因为派出所对于这样一起恶性案件不进行侦查和处理，就将行凶者放走，才导致这起案件至今无法处理的后果，造成我们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为此，《新疆法制报》 7月17日作了报道，并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谁来为受害者埋单？

这起案件，有一个嫌疑人从派出所逃跑的情节，所以很多人把焦点放在派出所有无过错上。那么，嫌疑人不跑，又会怎样呢？

公安机关在受理打架斗殴一类的案件时，如果受害人的伤情很严重，以至于民警凭经验，当即就能判定可能构成重伤，那么，可能比较及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当然就可以处在警方的控制之下。如果受害人的伤情无法判定，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对嫌疑人无论留置盘问还是传唤，时间都不会太长。最后的处理，必须看法医鉴定结论，究竟是重伤、轻伤还是轻微伤，并依此决定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作治安处罚。疗伤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等经济损失，其解决方式，或者“刑事附带民事”，在对嫌疑人起诉时受害人向法院提出，或者由公安机关或者法院对双方调解。

这就有两个不确定性。其一，违法人员或者犯罪嫌疑人可能失控。许多老百姓不解，说，我们冒着危险把人抓住，交给了派出所，我们一走，你们就把人放了，是不是和打人者有什么特殊关系？如果施害人是本地人，逃跑的可能性小一些，案件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情况会好一点；如果是外地人，对其几乎没有任何约束的办法，很可能等到法医鉴定出来后，违法人员或者嫌疑人已经不知所终，后遗症非常多。其二，赔偿损失可能无法落实。违法人员或者犯罪嫌疑人有能力赔偿，问题不大；如果无能力赔偿，虽然可能会从重处理，但受害人的损失谁来埋单？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法律要保护案件当事双方的合法权益。对违法人员或者犯罪嫌疑人而言，司法机关无疑是强大的。按照现代法学理论的精神，必须要有监督约束机制，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侵犯违法人员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对受害人而言，施害者已经实实在在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依靠司法机关来维护权益，追偿损失。司法机关既要维护受害人的利益，又不能为了查清事实，以侵犯施害者的合法利益为代价，限制人身自由或者经济利益。这在法理上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遗憾的是，受害人的权益已经受到侵害，只能事后弥补；而施害者的权益尚未受到侵害，可以事前预防。弥补损害，必须从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出发，进行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找出施害者有罪或者有责的证据，此其一；施害者有罪或者有责，还必须有能力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否则，对受害者而言，损害永远无法弥补，此其二。而预防施害者的权益受损却比较简单，几乎不必做任何事情。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大限度地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应该说，这是目前法律设计的一个困境。而且，不独伤害类案件，其他可能造成受害者经济损失的案件，结案的时候都会遇见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能力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怎么办？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还没有建立有关的救济制度，有些损害一旦造成，就永远无法挽回。回到凯撒的案件上来，派出所将嫌疑人带回讯问，即使嫌疑人不逃跑，在讯问结束时，派出所也会允许其离开，除非当时办理了刑拘或者逮捕的手续。我们还可以设想，即使嫌疑人到案，根据伤情鉴定，司法机关追究了刑事责任或者予以治安处罚，如果没有能力赔偿，那么受害人的损失依然无法补偿。

而目前这个结果，并非个案。所以，谁来为受害者埋单，的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期待着这个问题能够早日从法律制度设计、执法实践中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