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忙，是那种很累很累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就是沿海城市的人时常的状况，因为他们总是会批评成都人不求上进，生活太闲，只知道吃喝玩乐。

   很少做算术，但稍一算一下数，却会发现算术这种东西会带给你蛮可怕的东西。按理说，不管什么职业，越忙，就代表着越充实（我不知道是否准确，但似乎很多人的标准是这样的），也意味着收入越高。似乎在很多人看来，除了那些不需干活的亿万富翁，只有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穷得丁当响的人，才会那么闲，那么悠然。但我发现事实落到了我的头上，就远非这样。我无意间计算了一下，却绝望地发现，我这样每天至少工作十小时以上，忙得摸头不知脑，收入却远远低于我悠闲工作的日子，而且低得不少，大概少了三分之二。这个计算，还未加上我损失的生活质量、陪家人和孩子的时间。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典型的成都人，就是那种看似典型，但实际生存状况却难以让其他城市市民所理解和了解的那类人。这类人认真工作的同时，也认真享受生活。他们对工作的形式不太计较，会尽量把工作生活化，能够轻松地完成工作，就绝对不会选择严肃的方法。比如报社曾经有一个编委，他开会的地点，一般会是咖啡馆，他一天可以分别同几个部门的人开会，会议室就是从一个咖啡馆到另外一个咖啡馆，他从不会在一个咖啡馆把几个部门的会开完，一个部门选一个咖啡馆，这个部门开完了，那好，下一个部门的人早在另外一个咖啡馆候着他了。等他开会训话的人也很乐意在咖啡馆开会，虽然咖啡馆开会的内容与会议室是完全一样，效果也没有不同，但却不用呆在沉闷的、烟雾缭绕的会议室，而是一边享受，一边接受工作任务。会一开完，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也会增添几分享受感和满足感。

所以那位来自江苏的编委最爱考他的老乡：你知道成都什么场所的闲置率最高吗？人家肯定答不上，他就很得意地告诉人家：成都的会议室闲置率最高。这话不知道可以代表多少成都的单位，但成都人不爱呆在会议室古板地开会，倒是说的事实。成都的不少单位，会在开会之前，把员工拉到农家乐，开会后，钓鱼的钓鱼，打麻将的打麻将，拉家常的拉家常。分配的工作，你在限定时间完成就好了，不管你是穿着睡衣完成的，还是坐在马桶上完成的，不会管太多，能够把任务完成就行。至于谈生意，能够在会议室谈成的恐怕没几个，这些事情多数是在茶楼里完成。就是做记者，好多采访，也都是被采访对象约到茶楼完成的。所以，很多外地人只看到成都满街的茶楼，却不知道茶楼里有成都人多宽的天地。

成都人就信奉这个，不管做啥，都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

但我最近实在是太累了。报社改革，采编合一，编辑从象牙塔里给赶了出来，从记者采访开始介入，直至签版，以前是晚上七点上班到凌晨一点至两点，现在是早上10点左右开始监控记者的稿件，到晚上11时左右下班。时间超出了10个小时。我并不是怕累的人，但最怕累得没有意义。

我以前的总收入，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工资只占三分之一。但现在所有时间全耗在单位，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陪儿子做作业的时间，但收入只剩下工资这一个来源了。

那工作的质量是否就超过以前呢？非也！我个人认为有些时候甚至低于以前的质量。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觉得不折腾就不算改革，不把前任做法的全盘推翻就不叫做出成绩，所以，我最头大中国人说改革。比如现在，把采访中心分为若干部门，N个主任，再把三分之一的记者弄成“首席记者”，主任管首席，首席再管普通记者。管理者队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庞大。成都人形容红星路二段媒体一第街：一片叶子掉下来会砸到十个记者。具体到我们报，可以这样说，露台上随便掉片叶子，都可以砸到几个负责人。

这么多的负责人搞管理，看起来同编辑没啥事，但事实总与想象是相反的，这编辑偏就多出了数不清的事。从选线索，到定选题，再到指导记者采访和写稿，然后自己的真正本职编稿和上版，编辑做的工作其实远远超过一个部门主任了，部门主任要么管编，要么管采，还真未细致伺候到如此程度的。

那疑问就出来了，前端必须介入，并且把对应的版面和记者分配到编辑头上，那设十来个采访部主任和21个工作室负责人又有何必要？反正我看不出任何必要性来，多出的不过是臃肿的机构和数不清的矛盾罢了。

似乎还有人说，这样忙起来是好事。我可能觉悟太低，真的不知道好在哪里，难道没有合理的设置，浪费了人力资源，仅是让大家忙起来并且乱成一团就是好事吗？

虽然年纪一大把，干饭吃得不少了，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东西不明白了。

一直不舍得晚报，是因为晚报对我特立独行个性和直率性格的容忍。但看到现在内网上只余马屁声声，晚报，除了我的那帮兄弟姐妹，除了那两个我新闻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到底还有什么值得我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