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思维程序“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哲学基础

人们在概括领导人的理论贡献时，往往认为其科学回答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根本性问题。应该说，这种概括抓住了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特征，因而对于宣传部门科学解读领导人思想是有帮助的，对人民群众学习和掌握领导人思想是有引导和促进作用的。然而，领导人为什么这样表述自己的思想内容？这一表述方式的哲学基础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以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理论为基础的。

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以往人们往往只把这种关系归结为认识关系，因而在回答问题时往往也就只能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至于其他问题就顾及不到了。马克思看到了传统哲学思维的这一大缺陷，在《费尔巴哈提纲》中对其进行了根本补充，指出哲学不应“满足于解释世界”，更应重视“改变世界”，这样就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向前推进一大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但人类应该怎样改变世界？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子？于是一系列问题就又提出来了，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哲学上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给出新的回答。

首先需要回答都是人与客观世界的价值关系问题，即客观世界对于人有什么功用（价值的本质就是客体对人的功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人就会缺少改变世界的主观动力。 因为人的实践活动总是有目的性的，其目的就是要让客体被改造后更好地为人类自身的需要服务。如果主体不能认识客体这方面的价值，那就不会产生改造客体的欲望和动力。这样一来，“为什么”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不回答这一问题，改造客体的实践就无从开始。例如人民群众要是不知道社会主义有什么用，不明白为什么搞社会主义，那显然是不会主动投入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去的。

其次需要回答人与客观世界的设计关系问题。这里所谓设计关系就是指，人作为主体怎样去改变世界？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于是在解决了客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问题以后，新的问题即“怎么办”的问题就又提出来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实践的目的就无法确定，而实践目的不确定，行动也就无法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开始。马克思曾经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78页）所以，目的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而目的性正是在设计世界时形成的。

再次需要回答人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问题。人在改变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并不是百分之百按照原定设计方案实行的。由于主客观原因，人的设计方案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的规律完全符合，而总是会出现局部背离，而为了使这种背离不至于根本导致改造方案的失败，就必须不断对其方案进行调整和控制，使方案尽可能与实际保持一致。因而“调整和控制”是解决“怎么办”问题的内容之一。

最后需要回答人与客观世界结果的关系问题。人们在成功改变了客观世界以后，新的世界形式出现了。这一新的世界形式是否符合人的价值要求？是否与原来设计的目标一致？这也是需要回答和解决的。如果基本一致，则人与有限世界的关系就算处理完成了，下面又会开始新的过程，而新过程的程序和虽要回答的问题是一样的。这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坚持什么样的“新世界”问题。

由此可见，人们在处理与客观世界关系时，是应普遍遵循认识、评价、设计、控制、改造这一程序的，与之相应，人们从事任何一项理论和实践的完整过程，都是要回答和解决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什么样”等问题的，只是自觉程度不同罢了。顺便指出，这四个问题的逻辑顺序虽然是共同的，然而其蕴含的具体内容却又是千差万别的，并没有唯一性。例如物理学上关于“光”的本质既有“粒子说”，又有“波动说”，在社会科学中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有不同解释，至于同一客体的价值也有不同认知，同一工程的设计方案也往往有多种，控制方式多样，最终的实践结果也会有诸多不同，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无法强求统一。

总之，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思维程序是由人与世界的关系决定的，是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践中得来的。我们既要遵循逻辑的一般性原则，又要注重其内容的无限丰富性，并根据客观现实，不断创造丰富多彩的新世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