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进入晚清宣统三年，即农历辛亥年，垂暮老矣的清廷王朝，已是江河日下，摇摇欲坠。

辛亥年春，踌躇满志的陈叔澄在获得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陂故里。春节后，他来到父亲在武昌城创办的中华学堂，一方面在学校兼课、代理父亲管理学校，筹划着如何将自己的所学致力于教育兴乡；另一方面，他还频繁与在武昌的留日同学、同盟会诸同志广泛交流。

树欲静而风不止。当陈叔澄前去访问同盟会湖北支部参议部长、共进会与文学社领导人，也是黄陂同乡的蔡济民。蔡济民告诉他，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于斯爆发了，湖北派出军队前往四川镇压……

“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盛夏时节，陈叔澄看到革命组织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1911年7月26日在头版首要位置，发表了留日好友、国学大师黄侃（化名“奇谈”）题为《大乱者，救中国者之妙药也》的社论。文中这样写道：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陈叔澄一口气读完这篇两百三十个字的短文，情绪从沉痛悲愤转而慷慨激昂，公开呼号以“极烈之改革”，唤醒中国“四万万人之沉梦”，鼓吹“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随着此文的跌宕起伏笔触，他越读越觉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倍受鼓舞。

可是，湖广总督瑞瀓得报后，顿时恼羞成怒，当即饬令江汉关道率兵包围《大江报》报馆，封报抓人。这更使陈叔澄清醒地认识到：清廷反动政府不推翻，就很难实现教育兴国的目标了。

辛亥年秋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0日清晨，武汉三镇黑云压城城欲摧。得知“首义三烈士”英勇就义，陈映寰是可忍孰不可忍，投身到打碎晚清湖广总督国家机器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见证了走向共和的第一面旗帜——九角十八星旗，飘扬在武昌城头。并出任军政府财务秘书。

1912年4月10日，刚刚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首访武汉，陈叔澄再次当面聆听了孙先生的激情演讲，其要义是“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他反复揣摩中山先生的话语，认为民国成立以后最要紧的社会事业，就是“以教育为陶冶共和国民要图”。于是，他毅然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辞出公职，在教育救国上一试身手。同时，取名“陈时”明志，意在“教育兴国、正逢其时”。1912年5月13日，陈时与父亲陈宣恺与伯母捐出家中主要财产，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本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在陈家此次与后来捐出的三百石田产中，以长短结合的方式，即开办经费、经常经费与学校的发展基金（修建费）各三分之一，以保证学校的持续发展。难怪私立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赞曰：“我和陈时校长相比，自愧不如；陈校长办中华，既出力，又出钱；我办南开，别人出钱，我只出了点力。”

就这样，陈时父子凭借这笔家产，一不依赖官府、二不依赖洋人，以陈氏家族的幸福供给，作为中华大学创校的基础，趁辛亥革命鼎兴之机，筹建中国第一所私立本科大学。

1912年8月，学校正式招生，共招收了学生700余人，学生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与天涯海角等全国15个省份。陈时如是说“中华大学于民元应运而生，承社会君子的极力赞助和校内先生苦心孤诣的惨淡经营……”而且，学校男女生兼收，开湖北女子高等教育先河。

中华学校由陈宣恺任校长，陈时作为代理人主持日常工作。起初，租借的校舍分别在武昌府后街与昙华林两处。其中，武昌府后街十四号的校舍位于今天的武汉市自由路，这是黄陂籍清代漕运总督周恒祺所置的故居，此时由其子周福阶继承。

1912年10月，陈宣恺当选为湖北省议会议员，他即呈请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列举学校办学宗旨和规模，黎元洪会同湖北省民政长夏寿康一道，拨发湖北督粮道旧署旧址的叶公祠与蒲圻庙，也就是今天的武昌粮道街文华中学校园，作为中华大学的永久校舍。

民国政府为激励民间办学，特地给陈宣恺、陈时父子颁发了四等嘉禾奖章，并授予“嘉惠士林”“毁家兴学”二匾。是时，中华大学由总务主任李式金与系主任邹昌炽率领大学、中学生五六百人专程前往祝贺。他们先到汉阳门码头轮渡到汉口，在大智门火车站乘火车到横店，然后步行前往黄陂县城郊自强村陈家中湾陈宣恺宅邸。师生在此聚餐三餐，于次日返校。师生亲历者邹昌炽与张旋平曾有《远足陈宣恺老先生官邸》忆文。每个师生获赠折扇一把纪念，扇面印有陈宣恺题写的诗文，云：

“民国四年六月六日，大学师生远足旅行，栖居黄陂自强村寒舍纪念。有感而发曰：绿荫阴浓夏日长，蓬门天使锅华章。十三玉版题磐石，五百歌声到草堂。骐骥驰骋神禹甸，风云际会木兰香；民间疾苦殷勤记，腹笥经纶自主张。

中华学校正式迁入今天武昌文华中学校园后，陈宣恺、陈时父子又根据教育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购买粮道大巷毗连校园房产以扩大校舍，改善办学条件。

1913年4月，陈宣恺、陈时父子正式呈报给教育部立案，将创办之初的中华学校更名为“中华大学”，陈宣恺亲笔为《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章程》题写校训：“行己有耻、博学于文。”1914年，经教育部核准校名为“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后，陈时正式为学校确定了“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的中西合璧校训，抗战期间修改为“成德达材，合作进取”。

作为中华大学首任荣誉董事长，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得知陈时父子将中华大学呈报教育部立案后，他亲自电告北京政府国务院，从师资、生源与校舍等方面，如实说明中华大学在长江流域的影响。

此后四十年间，不论是北洋军阀的打压，还是保守势力的攻讦，或是倭寇铁蹄的蹂躙，陈时以其人格魅力凝聚同道风雨同舟数十载，百折不挠，弦歌不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又将中华大学完整地交给国家，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主要前身之一。陈时因此享有“具有民族自尊心的清苦教育家”的美誉。

《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内容提要：

这是叙介中国私立大学开山陈时校长的首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作者利用两岸原始档案与口述史料，再现传主家世、求学与办学全貌；钩沉其毕生践行孙中山“学问立国”思想，倾家兴学，弦歌不辍，志业中华大学的豪情壮举；刻画其倾注毕生心血，以“成德达材、独立（合作）进取”的校训治校，并以其人格魅力凝聚同道风雨同舟数十载，铸就“中华”丰碑的真性情！力图还原其“具有民族自尊心的清苦教育家”的历史原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