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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执法”是不合法的行为，它虽名为“执法”，实则在破坏正常法治环境，更涉嫌程序违法。

“钓鱼执法”难获支持。在我国，“钓鱼执法”常常被应用在鸡毛蒜皮的行政执法领域，如查处黑车等，而并非刑事要案，更增加其曲线牟利的不良嫌疑，因而被民众嗤之以鼻。

2009年18岁青年孙中界在上海遭遇“钓鱼执法”，愤而自断手指以证清白，引起极大反响，事后倒逼有关部门出台“政执法行为规范”，明文禁止了“钓鱼执法”……然而，钓鱼执法造就的悲剧并未终止。

新京报报道，湖南蓝山县60岁的下岗职工陈作雄，疑遭有关人员“钓鱼执法”，借来的摩托车被扣，申诉无果后，陈作雄在县交通局运管所内上吊自杀。（7月12日）

现场16名目击者联名作证：事发时陈作雄并未载客营运，一名便装男子上前搭话后即拔下车钥匙，随后身着制服的执法者现身，在争执中将摩托车开走。附近商贩称，现场装有监控视频，定可以还原“钓鱼”真相。

逝者家属称，45天内陈作雄被没收4辆摩托车，前3次确因在拉客时被逮到，陈作雄并不以为意，也没有去要。但这一次的确没有载客，而且是借来的摩托车无力偿还，反复恳求无效后走上绝路。在运管所办公室的墙壁上，他留下了“请为我申冤”5个歪歪斜斜的大字。

当地有其他“摩的”司机称也曾有被“钓鱼”的经历，执法人员想尽了办法：有时开私家车跟踪，有时遮挡号牌路口守候，还有时假扮乘客“做笼”下套。车辆被收缴后，需要缴纳1000、2000元的罚款方能赎回。

——在此描述中，如此鬼鬼祟祟的“执法者”，本身涉嫌多种违法行径。

对于摩的司机微薄的运营收入来说，这样的罚款额算是天价。死者陈作雄之前被收缴的，均为1000元左右购买的二手摩托车，面对如此高额罚款，的确也没有赎回的价值。这样的行为如同抢劫。

无独有偶，类似行为从未能摆脱曲线牟利的魅影，几年前流行于上海闵行的“钓鱼执法”，每例均被罚款1~2万，几乎可购买一辆二手汽车，刚刚到上海打工的青年孙中界正是频此绝境愤而断指。

为何罚款如此之狠？——黑车虽有一定安全隐患，但总体来说并非大恶，甚至在很多公共交通缺位的区域，属于填补空白的交通服务。要治理黑车，真正有效的莫过于完善公交覆盖，单纯处罚黑车并无效用，只要市场有需求，黑车不会绝迹。

但处罚额度的畸高，迫使黑车司机倾向于购买更便宜的废旧车型，以便摊薄处罚成本，反而增加了安全风险，这样的所谓“执法”只能使状况更加恶化。

“太狠”的另一层含义，在于其处置对象。黑车或摩的，从来不是什么赚大钱的生意，运营者大多为下岗职工等底层人士，生活所迫糊口而已。即便涉嫌违法，处理可以处理，但对于这样的困难群体何必痛下狠手？乃至逼人性命？

本案就是个鲜明的例子。知情者称，陈作雄并非职业摩的司机，平时靠家中两亩薄田和每月200元的低保为生，购买摩托车主要为接送孙女上学，闲暇时才拉客。显然，其窘迫生活使其不得不利用手头的交通工具补贴家用，但这“业余的摩”的生涯竟让它频频成为“执法”目标，从概率上来说，纳税人养活了多少公职人员来盯紧这点小事？

据悉，对“摩的”之类痛下杀手，除了有牟利嫌疑，或也有当地政府“文明创卫”等政绩需求，而不惜用野蛮手法横扫他们眼中的“不文明”。这样的情形不止湖南一地存在，也不止黑车领域存在。长期如此，以城管为代表的执法者形象在民众心中固化为负面典型。

需要纠正的不仅有“钓鱼执法”，还有这一系列专供底层群体的定向清除，其决绝狠毒令人侧目，同时世上还有那么多大贪、大恶无人过问，在结果上显得非常不公平，这样的机制取向大有问题，将会导致价值观的扭曲和阶层的撕裂，恶效应正在逐年显现。

希望这名60岁老人的死，能够换来有关方面的警醒。

文/纸上建筑

2014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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