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一时的“虐童”教师颜艳红，近日被温岭警方“无罪释放”,原因是达不到现行的刑事犯罪标准。多名法律界专家对此决定表示了支持。

这是一个无奈的结局。结论的指向很清楚：我国现有法律无法保护儿童免受类似的虐待。

法律工作者对此负有责任。除了“声援”警方没有被民愤“绑架”而滥用法律以外，更应该探究如何完善法律来保护儿童，但是在媒体公开的法律界声音中，后者少于前者。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张雪梅对颜艳红案有三个观点：1）以寻衅滋事罪立案，是“相对最合适”的罪名。2）不能在每次虐童案件发生后，都来讨论立法滞后，现有治安处罚措施都没有很好的实施。3）建议修法，但没必要增加单独“虐童”罪名，可以扩大“虐待罪”的犯罪主体。

这些话代表了相当比例法律界人士的态度，说的中规中矩，兼顾现实因素，似乎挑不出毛病，唯一缺点是：说了等于没说。

如果法律恪守中庸与暧昧，那就只能沦为被滥用的工具，而不是保护弱者的武器。张雪梅的三个观点我全都不同意。

第一，法律是一个严谨的话语体系，只有“适用”与“不适用”，不应该有“相对适用”。

作为大名鼎鼎的“口袋罪名”，寻衅滋事罪脱胎于“流氓罪”，几乎可囊括一切街头作乱，只要是扰乱了“公共秩序”，皆可往这个“口袋”里装。然而，无论是追本溯源，还是司法解释，它真的与“虐童”隔着十万八千里。最终，颜艳红也没能被装进这个筐里，众法律专家的支持已经打了上述“相对适用”说法的耳光。

“相对适用”是有传统的，除了正儿八经打人闹事的，还真有一些无辜的维权上访者也被装进了“寻衅滋事”的口袋，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事实上已经沦为了被滥用的工具。有这样一个“想靠就能靠”的罪名，是法律界的羞耻，而不是值得沾沾自喜的法宝。而这一次，竟然差点被借用到“虐童”身上，才让人们看清它有多么的荒谬。

第二，张雪梅混淆了“罪与罚”的概念，我们在讨论“罪行”，她却扯到了“治安处罚”，完全是另一个话题。

当然，的确有人曾“有法不依”包庇罪犯，但本案例之所以无奈的结尾，却纯粹是因为“无法可依”，根本不是执法的问题，而就是立法的问题。

相关“处罚条例”固然有执行不严的缺漏，但这并不能成为罪不入刑的理由，而恰恰相反，假如最严重的“虐童”恶行都无法入罪，那些“罚款加警告”的条例又如何能提供足够的警示？

醉驾入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治安处罚了多少年了，越处罚越严重，以至于很多人都把醉驾扣本当做“前卫”和“光荣”。但是，一朝入刑后，一下就好转了，连达不到犯罪标准的轻微酒驾都立竿见影。

触目惊心的严重虐童案近期已经发生了不少，除了造成伤亡的能够追责外，其它大部分行为根本无法量刑，比如像“胶布封嘴”和“扔垃圾桶”之类，虽没有身体的伤痕，但给儿童心理造成了巨大伤害，却没有一条法律来界定类似行为。

很明显立法已经严重滞后，儿童正在受到伤害，此时还不讨论立法更待何时？张雪梅如何能讲出“不要每次都来讨论立法滞后”的话来？

第三，张雪梅最后也支支吾吾的提出了“修法”的建议，貌似合理，其实不可行。正如她们一向说话的态度，貌似全面周到，其实废话连篇。

很多国家都设立了单独的“虐童”罪名，不是没有道理，由于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很难与成人世界共用一个刑罚标准。比如，假若一个成人去跟法院说，某某给我嘴上贴胶布，我要告他虐待——那简直是荒诞，但在儿童世界，这种控诉却完全合理。

小孩看病要去儿科，吃的药也和成人不一样，却要勉强共用一条法律，闹笑话还是轻的，弄不好还会要命。

而且我们的执法向来有“借用误用”的传统，假如真的把虐童罪合并到成人罪中，就有可能出现各种“妙用”，不是把小孩当成大人给忽视了，就是把大人当成小孩给管教了，该判的放跑，不该判的下狱，总之，想弄谁弄谁。

强行把“虐待罪”撑到它力所不能及的半径，极有可能变成另一个“口袋罪名”，非但起不到定向保护的作用，反而成为滥用法律收拾人的利器。

法律不怕细，就怕不细，现代社会的法律总是越来越厚的。我们的《刑法》已经有四百多条罪名，光涉枪犯罪方面，就有近十条独立的罪名，而对于关系民族未来的儿童，何至于连增加一条罪名都如此吝啬？难道孩子还不如枪？

前几天看到这样一条微博，有人在机场目睹一名外籍妇女这样训诫自己的小孩：“再捣乱我可要打你了，我们在中国，我已经可以打你了。”

我宁愿相信这是个谣传，假如老外真的把中国当成了“虐童”乐园，可真是“制度把好人变坏”的鲜活例子，这个国家的法律一定出了问题。

“虐童”无罪，则法律有罪。漠视儿童，贻害百年。虐童入罪，刻不容缓。

文/纸上建筑

2012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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