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我2013年7月18日在《大馆奴》新书首发式上的讲话。

                     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

                                    李昕

因为这是一本关于樊建川个人经历的书，所以我得从他这个人谈起。

我和建川先生认识十五年了。他是一位令我非常敬佩的人。从初次见面，我就发现这个人有着一种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正直，豪爽，仗义，大气；有气魄，有激情，有血性，有理想，敢作敢为。那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他的著作《一个人的抗战》在香港由我安排出版，他也像今天这样到香港举办“抗战文物巡展”。当他身穿旧军服，亲自携带着日本鬼子使用过的钢盔和长枪，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注意到，作为一位收藏家，他的理想、理念、价值观是与众不同的，他的眼光，看法和做法也是别具一格的，他有着一种不一样的胸襟、抱负和追求。在收藏家里，他可以称作一位“奇人”。他的收藏重视的不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而是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在我见过的收藏家里，他的独特性表现在：他是一个年纪轻轻就放弃政府官员职位而专心致志从事收藏的人，一个只为收藏花钱而不考虑赚钱的人，一个只为民族、国家、大众收藏却不为自己收藏的人，也是一个可以公开宣称自己没有财产并以此为荣的人。他强调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军人，是军人就要做“男人中的男人”，要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事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的民族留下历史的记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明天，收藏昨天”。当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人有意无意地失去历史记忆的时候，他扮演了一个敲钟人的角色，时时敲起警钟，警醒着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灾难。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道义担当，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尝试。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以一个人的力量撑起这一片事业，不能不令人惊异和赞叹！

因为几十年来的全身心投入，建川的收藏可谓集大成。目前建立在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群落，是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就其中的藏品来说，在很多门类上都是中国第一，甚至世界第一。为了宣传介绍这些文物，近些年来，建川出版了不少书籍，其中的《一个人的抗战》、《荻岛静夫日记》、《国人到此，低头致敬》等，都很有影响。因为我是做编辑出版工作的，建川每次见到我，都要和我商量如何编辑有关他的藏品的新书。但我对他说，我更感兴趣的不是你的藏品，而是你这个人。为此，2011年的春天，我专程飞到成都，与他洽谈出版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事。建川很低调，很谦虚，以自己太年轻为理由再三推脱。我可是动了真格的，为了说服他，我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谈话提纲，在A4纸上，写了大半页纸。临回北京的前一个晚上，建川请我喝酒，我展开攻势，对他说：“在我看来，并不是每一个成功的人士都值得写一本自传，因为写自传并不是为了给一个人树碑立传。自传应该是思想性读物，它应该展现传主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应该对于读者富有启示性和感召力。所以，有的人虽然事业成功，但是人格没有光彩，或者人生没有色彩，性格不能出彩，恐怕都不值得写传记。但是你建川不同，你虽然年纪不算老，但你的经历和性格，具备了传记所需要的全部要素。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你的自传，肯定一种人生追求，思想理念和价值观，这在当前中国社会，是很重要的，而这又是那些分门别类介绍建川博物馆藏品的图书所做不到的。”我的话最终说服了他，但他说，我太忙，每天都工作到半夜，实在没有时间写这么办？我说这不要紧，你给我50个小时，做口述录音，我找人帮你整理撰写怎么样。他同意了。于是我第二天在回京的路上，就打电话给当时住在成都的作家李晋西女士，约请她和建川合作。这样，一本书的约稿就算落实了。

顺带说一个小插曲，与建川谈完以后，我回北京，建川送我上汽车。他忽然问我，你昨晚的谈话提纲还在吗？我从口袋里掏出来，他接过去，说，我收藏了。我心里想，这个人收藏成癖，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我和建川最初有分歧，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我希望突出这本书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取名《记忆与梦想》，意思是说，这本书不仅是樊建川的个人经历的记忆，记录了他个人要建成100个博物馆的梦想，同时书中展现他为我们民族所收藏的集体记忆，关系到我们民族伟大梦想的实现。但建川坚持要用《大馆奴》作为书名。他说，现在社会上有房奴，有车奴，而我就愿意做一个“馆奴”，我把我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我的博物馆，还不是“馆奴吗”？我们僵持不下，最后，又是在一次开怀畅饮中，我们双方做了妥协，决定用“大馆奴”作为主书名，用“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作为副标题。于是，这本口述自传，就以今天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在新书出版之际，我要代表三联书店感谢建川博物馆的支持与合作，为这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并为一部分图书提供了珍贵的文革票证作为附赠品，感谢军事博物馆为今天首发式提供的协助。特别要感谢作家李晋西女士为了撰写本书多次奔波于北京和成都两地之间，付出了许多辛苦，而她流畅优美的文笔使这本书亲切好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