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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半年以前，当杨义先生把这部著作的样稿摆到我们面前时，了解文学研究现状和动态的编辑只要稍稍翻阅一下书稿，就不会怀疑它的学术价值。但这毕竟是一部总字数达200万字、图片达2000幅的皇皇巨著的第一册，它的后面还有四卷，预计整个出版过程将历时十年。对于出版社来说，要出版这样一套巨著，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决定。熟悉三联的读者都知道，三联在图书出版方面的选择性很强。有人以“人文精神，思想智慧” 来概括三联出版的价值取向，这一概括是有道理的，表明虽然三联以出版学术文化类图书为主，但是它往往对学术著作的思想价值和理论创新有更高的要求。在出版论证过程中，三联的编辑发现，这是一部在学术观念上和学术研究方法上具有双重突破性价值的著作，它的创新意义体现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首先，它从“大文学观”出发，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气魄，以总览全局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多地域环境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流进行整体关照，将雅文学与俗文学、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同一系统，使他们互为参照，并以此为背景探究中华文学历史的形成发展过程和演变的因由。其次，由于引入了文化学、民族学、地理学、考古学的研究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和手段，促使本书对于公元10-14世纪文学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以往同类著作有了进一步开拓，就具体作家作品研究而言，可谓“无新观点处有新材料，无新材料处有新观点” 。第三，这部著作以图志命名，有别于以往出版过的插图本文学史著作，它强调“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图文并茂的著述形式，而且是一种图文相互阐释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可以说，正是在以上这三层意义上，这部著作都令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它或许可以算是我国文学研究中第一部以图志形式出版的、以多元文化视角对多民族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文学史著作。

    说到图志，熟悉杨义先生的人都知道，这部著作并不是他所编撰的第一部图志。早在十几年前杨义先生主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他就曾出版过《中国新文学图志》上下两册，曾在学术界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和广泛的好评。当时，受出版和印刷条件的局限，出版物中图文书还十分罕见，而学术著作的插图本更是凤毛麟角。杨义先生这种图文互动、图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出版界可谓开风气之先。后来，图文书在中国出版界渐渐形成了热潮，不仅文化类、生活类、知识类图书讲求图文并茂，而且学术著作的插图本也大量涌现。一时间，给枯燥的学术著作插几幅图片，几乎变成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种赶时髦的行为，以至于许多学术著作的插图不过是些噱头和点缀，是学术之外的花拳绣腿，是学术出版的一种包装和卖点。即使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杨义先生始终如一，坚守自己有关“图志学”的理念。他对插图的要求甚高，坚持“无必要者不用，无意义者不用，与人多有雷同者不用” 的原则，对每一幅图片都精挑细选，并对图片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研究。在这部著作中，三百多幅插图中有不少是杨义先生在国外访学期间搜集到的珍贵图片，而他讲求“以图出史” ，为此写下的图片说明达三万字之多，本身就是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表明这部被称之为“图志”的著作是不同于一般所谓“图文书”的。

    作为出版社，三联非常感谢杨义先生的支持与合作。因为这部“图志”对杨义先生来说也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书，而是一部心血之作。从这部著作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到出版，整整历时十年；从动笔到出版，也差不多六年时间。在此期间，杨义先生本着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先后征求了多位专家学者和编辑的意见，对书稿进行了数度修改。大到整体结构，小到一个提法，一段注释，一句引文，一幅图片，他都反复斟酌，用心推敲。进入编辑和制作流程以后，他还应编辑要求一丝不苟地核对了全书引文，并几次亲临排版公司，边看版样边做修改，直到全书开印的前一天，他还直接打电话给三联的校对科，探讨书中某一个字的用法是否有误。这种对著作负责、对学术负责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十分令人敬佩。正是在杨义先生这样的紧密配合下，三联得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很快地出版了这部制作较为复杂和繁难的书。

    最后，预祝杨义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出版发行获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