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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从事编辑职业的关系，一年到头通常要阅读百多部书稿。读得多了，难免眼光有些挑剔，或者神经有些麻木，于是便常常抱怨书稿平庸或者沉闷，缺少亮点和光彩，让人提不起神，调动不起激情。然而，当我打开愚谦先生和珮春女士从德国发来的电邮，读到《德国媳妇中国家》的书稿时，顿感一股鲜活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令我精神为之大爽。我忙戴上花镜，捧着电脑，急不可耐地将它一口气读完。尽管此时，这部作品还略显粗糙，需要打磨、加工、整理和润饰，但是作者独具的才情和书稿所显露出的鲜明特色已然令我拍案叫绝。考虑到作者还在等待我的回音，我迅速在电邮里写下这样一行字：“大作已拜读，总的印象是：一个字，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好极了。”对方闻之自然欢欣鼓舞，于是我们的出版合作正式展开。

    其实，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部书稿。

    我和愚谦、珮春夫妇相识在十几年前，那时我在香港三联工作，而愚谦先生是香港三联一向倚重的老作者。他虽常住德国，但在香港名气很大，是《信报》的专栏作家，也常常在《凤凰卫视》开讲时事问题。大约在2000年前后，愚谦先生围绕自己文革期间“叛逃”的经历写成了纪实性文学作品《浪》，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就是我担任责编。我至今记得自己初读书稿《浪》的体验，简直把愚谦先生惊为天人，万万想不到眼前这位仪表堂堂的华裔德国汉学家竟然是文革期间与马思聪“叛逃”案齐名的另一重大“叛逃”案的“主犯”。开新书发布会那天，愚谦先生请来了多位“大腕”助阵，其中不少香港传媒界、文化界的名流，光是凤凰卫视，就来了吴小莉、何亮亮和曹景行，大家都对愚谦先生的坎坷经历感慨万分。从那时我才知道愚谦先生交游广泛，他的身边永远是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但在这样的场合，愚谦先生的夫人珮春总是比较低调。她在先生的身旁，不抢镜头，也不争话语权。当大家谈论愚谦先生的书时，她听得很专心，却很少插话，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贤惠善良，与愚谦先生正好是夫唱妇随的一对。尽管，她有时会突然说出几句笑话，自嘲一下或者捉弄一下愚谦先生，令大家忍俊不禁；有时，她也会用西方人常用的耸耸肩、摊摊手一类的动作表达她固有的幽默感，但愚钝如我，却并不能从中察觉到她与其他的外国媳妇有什么不同。然而几年以后，我回到北京三联任职，又在北京与他们重逢，忽然得知珮春这几年辞去一切职务，在家专心写作，收获甚丰，不仅迅速成为了德国知名的小说家，而且已然和愚谦先生一起被请上了法兰克福书展里的著名的蓝沙发，那可是全世界的畅销书作家都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啊。从此我便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了。

    重逢的话题之一就是珮春正在写作的一本关于愚谦先生和他的中国家庭的书，我立刻敏感到这本书的价值，当即约稿，并安排好了责任编辑，一切有如箭在弦上。可是珮春写得很专心，很认真，因而也很慢。差不多过了三四年，其间我催稿无数次，这部书千呼万唤始出来。不过，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它带给我们的惊喜足以弥补时间拖延所带来的遗憾。书写得精彩，尽管它的内容不过是些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之间的琐事，没有多少缠绵曲折的情节，但是作者娓娓讲来的故事仍然很抓人，让你时而为主人公的命运牵肠挂肚，时而又为作品中的趣闻乐事报以会心的微笑。读后掩卷遐思，得到的竟是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起初我有些不解，弄不清楚作品的艺术魅力从何而来？毕竟它写的是普通人的家庭、普通人的生活。但细想才发现，书中的内容非但不普通，而且十分特殊：首先，作品中的愚谦先生是个非同一般的中国丈夫。他惊心动魄的“叛逃”的经历和命运的大起大落，他的富于戏剧性的去国与归国，他一腔热血爱国思国、渴望报国的心态，始终是整部作品的主线，他的形象，可以借用和改动那句著名的歌词“让西风吹拂了四十年，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来形容。这个人物决定了作品的基调和主题，他的悲、怨、喜、乐，直接牵动着读者的情感。其次，作品中的中国家庭也非同一般，它是个典型的中西合璧式的家庭。它保持着中国固有的三代同堂的大家族结构，遵守的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一些传统道德规范。但由于愚谦的父亲早年留洋，后来又投身革命的关系，加上近百年来现代教育的影响，使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家庭对西方的观念是开放的、理解的、包容的。一家几代人多能操流利的英语和珮春对话，仅凭这一条，就可见出这个家庭的西化程度。正是这个家庭中西融合的环境，给了珮春观察和写作的方便，使她不仅可以带着西方人的眼光去看待中西家庭的异同，而且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自然而然、如鱼得水地融入这个家庭，并且以主人的身份写下这本书。再者，作为德国媳妇，珮春也是非同一般的。她爱中国，熟悉中国，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当年为了编写中国旅游指南一类的书，她跑遍了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去了很多中国人迹罕至的地方。谈起话来，她对中国的名胜古迹如数家珍，常令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自叹不如。她几乎对中国特有的一切都感兴趣，学中医，扎针灸，练气功，讲食疗，甚至跟着街道里的老头老太晨练出操跳街舞。她对中国社会融入之深实为罕见，令人惊叹。同时，作为一位女作家，她的心极细，观察力极敏锐，善于从微小处辨析中国文化的特点，特别擅长从日常生活小事中发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特征。她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这在作品中表现为乐观包容的心态和聪慧机智的表达，再配上轻松活泼的文笔，给作者笔下那些原本平平常常的生活故事增添了无穷趣味。

    从一滴水可以窥见大千世界。或许就是因为丈夫、媳妇和家庭这三个要素都“非同一般”，这本书便得以用一个特殊家庭几十年的变化折射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社会变迁和精神变迁。它通过描写三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相当明晰而深入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老一代追求光明、正义和社会进步的理想主义，中间一代一脉相承的进取精神和报国志向，以及下一代崇拜西方追求物质享受的务实倾向，都展现得真实准确。同时，又通过作者对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描写，揭示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历史与现实。不错，的确是由于国在变，所以家也在变，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在跟着变。在中国多角度多方位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作品的主人公珮春，自己也在一步步地朝向中国靠拢，从对中国惧怕、不理解到熟悉、了解和热爱，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个上海人，这本身就说明她这个德国媳妇已经变成了中国媳妇，其间的经历已经够得上是一部传奇。作家写作关于自己的传奇，怎么能不使读者期待呢？

    愚谦、珮春夫妇嘱我为本书写序，自知才疏学浅，难当此任。但却之不恭，只能将一些读后感记录在这里，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