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白马湖文派短长书》

    书跟世界一样广漠，跟历史一样悠久，它应该非常丰富，让人们在其间涵泳。故尔一本书，不论其大小长短体式何如，当以能让读者捧读后有所启悟与得益而成为好书。朱惠民君撰著的《白马湖文派短长书》即是这么一本书。

    我最早读到书中《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一文，时在1991年7月，文初刊于《宁波大学学报》是年第一期的“浙东文化研究”专栏中。当即被文中的许多尖新的学术创见所折服。作者的大胆的立论和小心的求证，加之以散淡的述说，一下子征服了我，以为做研究写论文该是如此有多好。此后，我一直关注着朱君的研究。当获悉他的这篇论文增订稿在香港《九州学刊》发表，并了解他正在编纂《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一书，我便在《宁波大学学报》1993年第二期的补白上，发了一则《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新讯》，向学界传递他研究的资讯。1994年5月便收读了《白马湖散文十三家》。

    而今又读到朱君的《白马湖文派短长书》新著。据我私揣，其书在学术上最大成就，在于“周作人与白马湖派散文”的立意。谈中国现代散文，有一人无法绕开，那就是周作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与周作人究竟有什么渊源关系，在新著中作了详尽的考述。这是全书最有创见，最有风彩的华章。它得力于作者资料挖掘考究工夫的精深。资料的宏富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同样见工夫的是对资料的运用。即作者必须有新知，你知我知他知人人知的东西不必写成文章。论文必是作者有所知、有所发掘，而别人尚不知或未道及，你就努力，你就述学，所成的论文便有了学术见解。举个例吧，当朱君的文章中，率先提出“语丝时期周作人不脱浙东人的气质，赞赏浙东文化的飘逸与深刻，希望写出平水的山光、白马湖的水色，从而构建二十年代散文鼎盛期，以周作人为领袖的清淡小品散文的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的论断后，仿者蜂起，亦云者蜂拥而上。有的不知周氏该说出于何处而以第一位发现者自居。当然“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似也无可厚非。

论述周作人与白马湖散文，书写周作人关注乃至指导白马湖散文家的散文创作，以周氏与俞平伯通信里的有关《我们》丛刊话语为例证，实是该书作者的一大重要发掘。作者运用《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一期）上孙玉蓉《试论俞平伯藏〈苦雨斋〉书札》的有关材料，结合其掌握的《我们》的背景，考证出周作人之希望白马湖作家抒写“白马湖水色”的意念，是谓周氏散文风格的论文标准，恰与白马湖散文家的散文观的一脉相承，从而坐实了白马湖派是周作人“一个很有权威流派”的一翼的论断。我知道他的这一论证，到了2006年6月所撰写的《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再研究》才得以完成。这是因为《俞平伯藏苦雨斋书札》在1995年才予披露，引者这以后方能读到。朱惠民君的白马湖散文论是顺序渐进的。他写了四篇，一是1991年所写，二是1993年所写，三是1994年所写，四是2006年所写。后者较前者皆有新的发现，新的阐论，虽然有重复之处。直至书的代跋，他的研究识见又有了新的提升：现代散文并存着两个不可漠视的传统，而且都是以浙东籍闻人开宗，一个是鲁迅式的峻急，或曰激越，一个是周作人式的清淡，或曰隐秀。两者并非是对立的两翼，而自有其相通之处。只不过鲁迅是写给他的论敌看的。周作人是向着与自己的朋友沟通心气的，对象不同，文风便不同。白马湖散文家对于两种传统皆以承继与操守——“亦剑亦箫”，时而激越，时而隐秀，流贯于“剑”与“箫”之间。在白马湖散文家看来，激越与隐秀的两个传统是并行不悖的。他们的精神深处即流动着这两种意象。他们的文字在两种韵味里游动、两种笔意里舒展。白马湖散文家的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格即在这里，“白马湖文学”精神即在这里。这便是既有水的柔情，又有山的风骨和海的胸襟。他们对于现代散文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自然，他们更多的是传承了周作人的文风，也就是说隐秀的质性表现得多一些。虽则他们的“趣味”（一种审美情趣）有别于周作人，然像周作人一样考究散文的语言。周作人说：“做文章最容易犯的一种毛病，即是作态……对于这种毛病，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深自警惕，不敢搦起笔来绷着面孔，做出像煞有介事的一副样子，只是同平常写信一样，希望做到琐屑平凡的如面谈罢了。”朱自清也曾说过，“这种谈话风的文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群作家语言之清淡亦正如此，他们务求与心迹的一致，务求其口语化和大众化，决不故意编排，玩弄噱头花样，也不造古怪的词语和句式，即使稍事雕饰，亦作“清雕琢”，让隐秀之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文势底下娓娓流淌。这种“隐秀”的共性，便造就了他们“统一的风格”。读此内容，令我获得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以周作人《美文》发端，北有“语丝”之群，南有“白马湖”之群，两者合流而成的“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的整体认识。

朱惠民于饮食与文学，所执娴熟两轮在书中亦有发挥。如《以酒为友的白马湖雅集》（三题），为判别白马湖文派，从酒文化的视点着眼，不失是一种新的论证之法。又，白马湖美文之味，朱君用饮饌之味作比论，令我等读之其风格体味更甚。如白马湖散文“腴厚从平淡出来”，这是否与浙东人的嗜好与口味有关？浙东人性喜清淡而腴润，此谓浙东吃食知味的至真、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移之为文亦是这样。你看“不脱浙东人气质”的周作人，他的文章清淡而腴润。其《〈雨天的书〉自序一》，就是以极短之篇幅达到极淡之美的典范。平淡非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周之作文崇尚的即是清淡和腴润统一之美。而白马湖散文的隽味、“土味”，恰是周作人小品散文之冲淡韵味（冲而不薄，淡而有味）的传承。这种味，既不是酸味，也不是咸味，而是味在酸咸之外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他们或流连于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之间，或阐述着艺术化的生活，或书写自我的个性，皆使文章之“味”无穷。

    能够显示该书之精彩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那些“探幽”之作。如同序言作者吴福辉先生一样，我也特别关注他所写探勘朱自清在宁波教育生涯之作《语文教学中的“人格”教育》。该文全面阐述了白马湖散文家（包括朱自清）以“人格”立身的语文教育精神，虽写于1990年11月，然对于今天仍有强烈的指导意义。当下语文教学时髦却虚伪（语文出版社王旭明社长如是说），我认为切中时弊。白马湖散文家叶圣陶说过，“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上面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真语文要的是回归传统，找回本真。要像叶圣陶、朱自清那样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关于研究叶圣陶与朱自清语文教育的文论甚多，朱君这篇很特别，它是通过对朱自清在宁波省立四中语文教育生涯的探勘来揭示语文教学理念与方法的。资料（史迹）开掘与考订精深，而且都是本土的历史文献方能揭示出来的。它罕见、鲜活、亲切，富于地方特色。朱的为文，由资料，事实上升到理论，所以有精微的发现、独得的论阐。这篇文论尤其如此，它为我们勾画了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与实践，实是当今其语文教学极好的历史的检索与参照，给以启悟与得益。它告诫我们，务必老老实实按照语文规律、真教语文、教真语文、教好语文。

    我觉得书一如人，也是有气韵的。有金刚怒目，亦有散淡悠远，有江海大河，奔腾直下，亦有风清日丽，意态安详。一本在气质神韵上风格突出的书，会给成功的指数骤增许多法码。朱君新著，循着他研究的思绪自然的浑然而成，娓娓道来，舒徐安闲，散漫而至，颇有“白马湖”的韵味。他用散淡的笔触来表达学术思考的作法，可以说，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时下学术文章，多为学院派的八股调的文论，读者令人昏昏欲睡。而朱君那些轻灵可读的文字，凸现清雅而隽永，又充盈着学术创见。白马湖散文家朱光潜《无言之美》式的“散漫说理文”这别样的形制，今天何时能读到。当年叶圣陶对此颇多嘉许，朱自清也盛赞云，像行云流水，自由极了。这种文风的传承与发展，朱惠民君的文论中似可找到些许影子，或者说，“多多少少流露出白马湖的风格”。反观历史，我觉得过去大家所作还是有过不少的，诸如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林庚的《西游记漫话》、季镇淮的《司马迁》等，都是这类有趣的书。又，昔日胡兰成说，“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它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地，一路有言笑。”胡又说：“我每日写《山河岁月》这部书，写到有些句子竟像是爱玲之笔，自己笑起来道,我真是吃了你的浼唾了。”止庵说他读《今生今世》，觉得字里行间也有张爱玲的影子。我们的著作者，是否可以在此中借鉴点什么？我看《白马湖文派短长书》似乎有了这方面的关联。（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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