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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二十年代，宁波省立四中（即今宁波中学）有一班后来成为新文化名人的教书先生，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如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刘延陵、冯三味、方光焘等。他们吃酒谈天，常在一块聚会，倍受奉化江畔清风的吹拂。四中这班先生，对于吃并不十分讲究，老酒却是每天吃饭总要喝几碗的，但下酒之物不过是菜蔬、豆腐干、花生之类。聚会时当然也有荤菜。有时到附近的李荣昌酒店去要几道特色野味佐酒。朱自清“好热闹”，喝酒时不讲俗套，不“强人饮酒和干杯”，喜欢海阔天空地神侃，又好幽默，所以大家都能愉快。特别是酒酣时，丰子恺“总爱拈一张纸乘兴作几笔漫画”，更平添了几分情致。丰先生本来就整天笑眯眯的，一吃老酒，便更是满面和善，这时拿上毛笔纸张，请他作画也便有求必应。一天，他们喝足了酒，欣赏起丰子恺的画稿来，在场的皆说：“好画！好画！再画！再画！”朱自清曾看过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画集，此次看了丰氏的画便说：“老兄，你可以像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果然于1925年12月，以《文学周刊》社名义出版的《子恺漫画》就成了丰的第一本漫画集。漫画充盈着清茶米酒般的人情味。对于这伴着酒兴而作的画，郑振铎曾评说：“我的情思都被他带到了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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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宁波四中与上虞春晖中学均由经亨颐一人主持校政，故而有些先生也就两头兼课，一周之中，有三天在四中，有三天在春晖，做着“火车教员”。夏丏尊的家安顿在白马湖平屋，夏先生好客如命，其夫人又能烹制好菜，而朱自清又是个生怕寂寞、好爱交游的人，于是他常约人在平屋会餐。“每次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放回去，”朱自清回忆道，“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大家都微有醉意。”凡认识朱自清的人都知道他“馋”，在筵席上常常“当仁不让”，最先伸筷子，吃了什么菜也大多记在日记里，自记嫌不够，还每每写在诗文中。这诗文，这酒，遂成了他们传递友情的媒介物，聚会自然也成了他们的文化沙龙——在品尝老酒中交流着友谊，切磋着文事。这是一个极具艺术魅力又具有高雅文化气质的沙龙。当有人展示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让大家鉴评时，讨论的气氛是何等的热烈！当朱自清侃侃而谈白采诗受尼采之影响，并说诗的主人公是作者自托时；当夏丏尊看了后觉得大有不可蔑视的所在，深悔从前自己对白采诗妄断时；一个艺术的精灵便翻飞于平屋之间，翻飞于他们的心灵之间。白马湖的恬适，让这班文化人得以和合地陶醉于新文化氛围之中，从而获得创作的感悟。

    在白马湖，丰子恺的小杨柳屋也是文化沙龙所在地。遇到风和日丽之时，丰先生总习惯将一张八仙桌抬出，然后大伙在杨柳树下，抿抿老酒，嚼嚼豆腐干、花生米。兴会来时，丰先生会拿起笔来作画，他的《杨柳》和《茶馆》等佳作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据朱光潜回忆说：“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白马湖同好在吃酒中获得乐趣，酒也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传承友情的媒介。

    后来这班先生相继离开四中与春晖，他们之中好多人进了上海“开明书店”谋事。虽然从乡下到大都市，生活比较紧张，但仍保持着合聚吃酒的习惯。这些人索性成立了一个“开明酒会”。这个酒会对吸收会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即一次要能喝五斤绍兴加饭酒。结果，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郑振铎、章锡琛等全部入选。酒会每周雅集一次，许多重要的组织活动和雅谈趣事均在此发生。酒会上，有一个人颇令人欢喜，他就是赵景深。赵氏擅长即兴表演，会说会唱会做，只要有他在座，来一个节目，就会人人大开笑口，阖座欢声雷动的。酒自然亦喝得更多了。有一次，丰子恺的学生、书籍装帧家钱君匋向夏丏尊询问关于酒会的情况，夏说：“能喝五斤加饭酒”便可。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打趣说：“君匋只能和三斤半，加入酒会还得锻炼锻炼。”夏先生慈祥地接过话题：“君匋如要加入，尺度可以放松一些，打个七折吧！”最后，酒会破例接受了钱君匋。第一次，钱君匋勉强喝了四斤，可后来，他居然毫不费力地喝五斤了。据他回忆：“我们喝酒时并不互相斟酒，每人半斤一壶，自斟自饮，有十把半壶翻倒在桌上，便算饮足五斤了。”

    近来有一位名曰姜建的学者，以其独创的研究视角，提出一个独特的文化流派——开明派的论点（文见《论开明文化流派》，载《新闻学第三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他论述从春晖（包括四中）到“立达”、到“开明”，是开明文化流派的发展历程。这与笔者在《关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文载《浙江学刊》1992年第5期）一文中所持的论点颇为一致。笔者十分赞赏他的观点，上述的从酒文化的视角看，似也能印证其深刻的联系。他们的聚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理想追求的相似和文化气质的接近，这其中生活嗜好的相投，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原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