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业再传“鼠患”。原交银施罗德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案的判决还没有结果，博时基金原基金经理马乐又因涉嫌“老鼠仓”被曝光。据媒体报道，马乐涉及两个规模为10亿元资金和3千万资金的巨额“老鼠仓”，而牵涉的基金则是有着71.88亿规模的博时精选基金。

        自原上投摩根的唐健事发“老鼠仓”以来，公募基金业的“老鼠仓”便鱼贯而出，唐健、王黎敏、张野、郑拓、李旭利再到马乐等，每一位原基金经理都不是“省油的灯”，也一次又一次引起市场的强烈关注。在监管部门不遗余力地“灭鼠”的背景下，基金“老鼠仓”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个中确实值得深思。频现的基金“老鼠仓”，导致掉入泥潭的基金经理越来越多，被牵涉的基金公司也越来越多，更不乏像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规模业内排名第5的博时基金等这样的“大牌”。
 
        其二，涉案金额越来越惊人。如果说像唐健等“老鼠仓”还属于“小打小闹”的话，那么李旭利、马乐等绝对都是“大手笔”。比如，李旭利“老鼠仓”非法获利1071万元，涉案帐户款项达9000余万元；而马乐“老鼠仓”案在金额上则有明显的“质”的提高，涉案规模10亿元的资金是此前从未达到的“高度”。

        其三，从最初抱着侥幸心理到不惜铤而走险，基金经理“老鼠仓”违规行为亦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此前的基金“老鼠仓”行为，要么发生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前，要么此前已发生至横跨当年即结束，而马乐的“老鼠仓”则是发生在2011年其担任博时精选基金之后。显然，《刑法修正案（七）》对马乐并没有起到“震慑”的效果，否则，其也不可能冒着巨大的风险大玩基金“老鼠仓”游戏。

        马乐涉嫌“老鼠仓”，显然并非仅仅只是博时基金公司的丑闻，整个公募基金行业亦为之蒙羞。万家基金邹昱因涉债黑幕被调查一事曝光之后，万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就被赎回几十亿。而且，其4月份成立的新基金也只募集了2亿多，也与此前动辄几十亿的规模形成鲜明的对比。目前正封转开的博时裕阳封闭式基金，肯定会受马乐“老鼠仓”事件的波及。最重要的是，公募基金业频频出现“老鼠仓”，对基金持有人的信心亦会造成严重的打击。

        基金经理涉嫌建立“老鼠仓”，基金公司一般都定性为“个人问题”，但如此定性显然并不客观。交银施罗德公司原两大明星基金经理郑拓与李旭利均因此而“翻船”，难道这都是偶然的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基金公司的内控机制、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漏洞，监管不严与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如何防范基金“老鼠仓”，并非只是监管部门的职责，作为基金公司同样责无旁贷。除了进一步严厉打击“老鼠仓”等违规违法行为之外，基金“老鼠仓”发生后，监管部门对基金公司亦不应再睁只眼闭只眼。笔者以为，对基金公司，也需要像券商一样建立分类监管制度。平安证券因万福生科案连降6级从A级直降至C级，不仅每年将缴纳更多的投资者保护基金，其创新业务也将受到限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对于基金公司，如果再次出现“老鼠仓”事件等违规行为，亦可采取暂停其新基金发行、基金管理费打折收取等措施。而一切的一切都在于人为，关键是监管部门是否有决心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