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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晚报讯 67岁的董长华现在是一位“文艺工作者”,他是秭归“船工号子”演出队伍中的一员,之前,跟着“峡江号子王”胡振浩,现在严明军是他们的头。不过,更长的经历里,董长华是峡江上的一名船工,现在他和伙计们在舞台上表演的,就曾是他们“活生生的生活”,只是当初的“演出”没有观众。
1946年,《时代周刊》记者凯塞尔拍摄的“青滩放船”。西陵峡示意图
6月17日,记者来到归州。端午时节,这座新镇充盈着淡淡的蒿香,我们一度想邀董长华同来,他拒绝了。
当地诗人康宁写道,“那条从格拉丹东流来的河/你成了她必经的渡口/向上 一声声峡江号子/扯不断通往蜀道九重天/向下一片片悠悠帆影……”
作为峡江里的一个古镇,这里曾是吊脚楼、石板路、老码头,船工号子的历史长达千年。2002年3月,一声轰天爆破声中,烟尘乍起,老城颓然倾圮。之后,江水漫过老城,也漫过了董长华的家。
古城鼎心门下有九道巨大怪石群组成的石梁,挡住从川东奔腾而下的长江。《秭归县地名志》记载,“相传,这九条石梁为九兄弟的化身”,故曰“九龙奔江”。
董长华的家在老归州望江村,就在“九龙奔江”旁,“我是在鸭子潭里泡大的。”祖祖辈辈都在峡江的险滩里讨生活,很多人也因此成为江葬者。“我爷爷是老船工,一次翻船掉在江里,至今也没找到。”
1960年,董长华“因为水性好”也上了船,在县航运公司的木帆船上推桡拉纤,成为一名勇敢的闯滩者。
秭归木帆船运输历史悠久,摆渡、载客、运货历代相沿不衰。木帆船沿江西上,可达万县、重庆,东下可至宜昌、汉口,乃至湖南。直至1980年代中期,葛洲坝建成通航后,这一古老的运输方式才从此渐渐退出峡江。
“船工生活是学船工号子开始的。”董长华说,船工号子是峡江木船运输的灵魂,离开了号子,没法推船,也没法运货。
董长华跑的最多的航线,是从老归州至宜昌镇川门,往来运砖、木料、生猪、煤炭等。下水相对来说简单得多,借助于风力,一两天也就到了。
“最难的是回程,顺风顺水个把星期,有时十天半月也不意外。”董长华所在的木船是百余吨的大帆船,有船工四五十人。
上午从镇川门码头起航,这一段虽是逆流,但水流平缓,即便没有风,桡手们努力推一把,大约傍晚时分就能到达南津关。船必须停在这里,等待风的到来,否则靠桡手的体力船寸步难行。
桡手们并不着急,“停着就停着,我们到三游洞上玩一玩,或者坐岸边的礁石上喝酒,吹江风。”每一个桡手都知道,前方还有更艰辛的旅途等着征服。
船工们吃得十分简单,大号的铁锅、甑子、木水桶、酒缸、米柜、澄水缸(将浑浊的河水澄清)、倒扑坛(盛咸菜用),还有大大的菜背蔸。船工们多在出发前就准备好了航程中必需的主要食物,仅在停靠码头时作临时补充。
船上除货物外,最多的就是黄豆和酒,黄豆用来磨“懒豆腐”,酒一则御寒解乏,二则也可晚上用来消磨时间。
“下酒菜?哈哈!”董长华说,没菜的时候,在河滩捡些指甲大小的石头,冼干净,放在锅里和油盐、花椒一起炒一下,好一点的再把点香油,一边喝酒一边夹起这些石头在嘴里吧嗒,“就是那么个意思,有那么点味就行了。”
起风了,船解锚重新起航。挂帆的同时,峡江号子吼了起来,“清晨啰下船嗬滩连滩呀,青滩、夜滩、崆岭滩啰 呀,一声号子呀一身汗啰,三声那个号子呀又一滩啰……”
这趟上水的航程,注定是场凶险旅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死亡一次擦肩而过。”
董长华和同伴遇平水推桡,遇激流险滩,就会扑腾跳下水,以细绳拴住纤绳,带着小细绳游上岸,拉过纤绳。
枯水多是寒冬季节,桡手们只有拚命使劲,才能抵抗寒冷。“过青滩、泄滩,稍不留神就会船毁人亡,不拚命不行啊!”
船身起动,但见岸上众纤夫以头拱地,以背朝天,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宜昌本土作家杜鸿描述说,“黑黝黝的一片脊背汹涌,如麻如织的扯滩纤绳抓在每个纤夫的肩胛上,如吸血鬼附体。”
有人领头喊号子,以协调大家的动作。号子工要求精通峡江滩情和峡江号子的喊法,且要声如洪钟,气壮如牛。“号子工的位置一般在被纤拉的船头,每趟另加工资2毛钱。”
崆岭滩是每一位船工都避不开的鬼门关。这里航道最窄处仅18米,水深仅4米。往来船只均在这里受阻,上滩靠人力拉纤,下滩请人引水导航。
《秭归县志》载,从清光绪26年至民国38年50年间,中外商轮在秭归段触礁沉没的就有 “瑞生”、“庆余”、“巴江”、“皮托谦”、“民宪”等10多艘。
作为一个水上部落式的社会群体,纤夫船工的主体来源为峡江的渔民和土著山民,习水性,会游泳,对峡江险恶地理或多或少有一些方寸。
其实,作为船工,谁的心里都很清楚,死神自始至终都紧紧贴在每个人的脊背上。
“船过西陵峡呀,人心寒,最怕是崆岭呀,鬼门关!一声的号子,我一身的汗!一声的号子,我一身的胆!”吼声是船工们的生活勇气。
“船毁人亡的事稀松平常。”董长华就曾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江水吞噬,在他看来,船工比挖煤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矿工是‘埋了还没死’,船工是‘死了还没埋’。”
一天下午,董长华在宾馆房间里解开了长裤,在他的大腿上,依然有被纤绳和崖岩破蹭的疤痕。“每个船工都是这样的。”
当闯过了所有的险滩,回到码头,船工们在短暂的欢愉后,又将预备下一次航程。
6月21日晚,晚会如期进行,这群老人的表演,成为当晚最大的亮点,风头盖过了明星。台下有归州老移民揩起了眼泪,“想家了。”
峡江号子,唤起了人们记忆中的激流险滩,那是一部活的峡江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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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绝响
杜鸿
峡江号子是纤夫船工生命意识和诗性存在的载体。除了船作为人在冷动力时代的协同器具,更多的是峡江人通过船与大自然进行的坚锐对话。且这种对话,始终处在最本质最原始的状态之中。也正是这种尖锐而极致的对话,构成了它作为生存要素艺术智慧的最大活性和张力。
峡江号子,这种上苍以无情的方式赐予人类的天籁绝响,作为它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三峡纤夫船工,以一种智慧和艺术的自觉,在最恶劣的环境里,把它们放在极致的高度之上加以彰显。这无疑是对任何等级观念所进行的最直涉骨髓的指控:智慧和艺术,不仅仅是文化人或上层人的专利。
作为人,任何权利与他人皆构成平等。人们司空见惯的底层人常常甚至终生所不具备的那些缺憾,并非上苍赐予的。以峡江号子为证,即使最险恶、最变幻莫测的峡谷险滩,都留给了纤夫船工作为人所拥有的智慧、艺术及其温暖生命的机会。除此之外,人的一切苦难,只能是人的同类所预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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