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首届中青年文艺理论高级研讨班上，作家周芳送了我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执手何须倾城》。在火车上就读了一部分。到了深圳又读了一部分。回到家，读完了余下的部分。中间与周芳有过交流。当我提出她的散文有一种女性意识时，周芳有些茫然。也就是说，作为作者，她的文本所呈现的真相，她自己完全是无意识的，她的创作，是凭借着一种本能与创新的潜意识来完成的。与此同时，在散文集中，刘碧峰先生为书作序，汉楚先生以《为你亮一盏灯》为题作评，管淳先生以《冷色及其背后》为题作跋。读罢这些评论无一不令人感动。他们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非常的认真。在这我以往所处的环境里，是非常鲜见的。由此可以看出，孝感的文艺评论家对一个位作者的爱护与精心程度。

   回到正题上来。应该说，周芳的这部散文集，从文体上看，叫散文诗集最合适。她的每个篇什都如诗如画，意境优美，构思别致。用刘碧峰先生的话说，周芳的散文“极富跳跃、极富灵性、极富抒情”，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极为浓烈的人文情怀”和“极为幽远的意境描述”。这些感觉，我严重有同感。只是我想说的是，这些元素都是当下散文创作的基本要素。而正是这些诸如灵性、抒情、乡土、人文及意境方面的艺术追求，把作品的美感淋漓尽致地得以体现。但是，在如今散文书写泛滥，主观情调泛滥的时代，当下的散文创新已经整体上走到了一种穷途末路。因此，散文创作无疑必须站在给读者带来新鲜空气的角度，才有着成为散文原创的可能性。那么，周芳的散文创作给散文文坛提供了哪些原创性可能呢？我认为，周芳散文创作的原创性恰恰体现在她的女性意识和叙事伦理之上。

先说女性意识。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建立在女性意识之上的女性文学，则以人的解放为内核，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周芳散文创作虽然没有女性文学的创作自觉，但是，在她整个作品里，几乎都草灰蛇现地呈现出女性意识的清晰迹象。

这种迹象从周芳散文集的首篇文章《莲子清如水》里就有体现。作者将莲子清如水的意境由古妇思郎，引入作者思乡的联想，而作者故乡的莲子带给她的思绪灵动又是什么呢？无疑最后依然回归到古人的爱情上来了，有此为证：“就莲的美味，于孩子的诱惑挑起的是馋虫，于年少萌动的爱，就是勾春引色，妙解风情。且看那荠荷丛一段春光间，碧玉佳人秋波送媚，玉人少年风姿翩翩。”及至“我的故乡，每逢夏日，总会添几许风流的欢颜。”这些文章，看似轻描淡写，但是，剥开这种类似“莲衣”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浓重的女性意识觉醒，即在作者的故乡，人性的真善美，没有一丝外界的束缚与纠结，而是以一种弥足珍贵几近裸露的状态呈现出在读者眼前：少年佳人，莲丛相约，频送秋波，执手相亲，及至身影零乱，意绪撩动，最后露出的心满意足的“欢颜”。可以说，隐藏在这段文字背后的女性意识，可谓在作者的文字里已然纤毫毕现。而承接着作者这种意识，在《桃之夭夭》里得到更加充盈地释放：“清俊书生扣柴扉，暗红的门板轻轻打开。门开处，身着淡青衣裙的女子，斜倚桃树，两目流盼，含情脉脉”。作者在开篇里就将文章的基调确立下来，为后来的情色桃花作了铺垫。进而作者以林黛玉所葬桃花为借口，对梨花（太清丽单纯的符号）和牡丹（太过艳俗与奢华的符号）和桃花（既性情，又浓淡相宜，含蓄有度，拿捏适当）进行审美比较，最后以桃花“幽幽地开，安静地谢”获得作者的至高评赏。作者竟然还说，“桃花属于淡到云天，又浓到尘埃里的传奇”。这“传奇”一词，虽不够准确，却也极大地泄露了作者的襟怀。并且，指明了桃花的这种风骨，恰恰与中国传统仕女的女性意识一脉相承的真相。当然，这一点无疑也是作者所向往与追求的情怀。因而，文章结尾，作者愿“携一段新开的桃枝回到内心，为那些波澜不惊的时光，布置几许尘封的诗意与爱。”可见作者与桃花的率性爱情观也是不谋而合的。

    当然，周芳散文的女性意识不仅仅表现在爱情观上，她还将其推衍到更为丰富的人文事象上来。比如在《长命菜》里，作者将长命菜所生长的墓地环境进行渲染与联想。这显然区别于一般惟美女性作者。个中暗藏着某种说不清道明的文化颠覆与能指。在《菊事正旺》里，作者借电影《满城尽戴黄金甲》里的意象，将菊花意旨为情欲、权欲、血腥的符号。藉此非常明确地颠覆了自陶潜以来菊花所形成的传统归隐意义，从而非常显然地体现了作者的西方女性意识的锐度。但是，在文本里，这些事象所隐藏着的血性渊源，又让作者轻而易举地消解了，因为她看到了前人所未看到的的关联：一部《神农本草经》。她告诉读者，菊花利血，在传统中国文化里，菊花本身就与血性有着天然的姻缘。

再说叙事伦理。这是周芳散文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她在文本内容互文（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的基础上，将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创元素引入到散文创作中，这种元素就是强烈的叙事性特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散文是一种具有强烈抒性的文体；而叙事伦理一直处于一种缺位状态。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散文与诗的结合体：散文诗。但是，在周芳的散文创作里，我们惊喜地看到，她将叙事伦理切入到了散文创作里面，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前不久，我发起主编一套以叙事性为特征的散文集成《第七页》，收到了不少作品，但是个中能够切合我的叙事审美的文章非常少。主编这套书的初衷，就是想考察一下中国散文创作有多少人在用叙事伦理而非用抒情性进行散文写作。显然，中国的大多大数散文作家还在盲目地写，还没有意识到散文创作的新方向，即用叙事伦理进行写作。在我看来，中国散文的出路，惟有叙事才可能帮助作家突围。我不知道这一天何时才会到来。那么，周芳在她的散文创作里，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她做到了这一点，用了相当大的篇什与篇幅，去完成了我对散文创作的叙事期待。

作者的叙事性表现，首先是将互文手法引入到散文创作中，达到随心所欲，府拾皆是的地步。互文手法多在小说创作中应用。在散文创作里，有引经据典一说，但是通篇文章与现存的文本有意识地进行互动的现象似乎较为少见。即便是一些男性作家，依托一些宏大文化主题与材料进行创作，也没有像周芳这样特征明显完整地进行创作。她的这一特征最突出地体现在《执手何须倾城》这一辑里。可以说，从这个辑名，我们便可以读到这种互文性的暗示。执手，倾城，这些词语都能够从中国文学经典里面找到文本渊源。那么辑中文章的互文性就显而易见了。比如，《她比烟花还寂寞》将当代生活现实与古代戏剧进行了互文，《两只乌龟归呀归》与两则民间传说进行了互文，《我是一只蜗牛》与鲁迅的爱情进行了互文，《蝶变》与徐志摩的爱情进行了互文，《意映卿卿》与林觉民的爱情进行了互文等等。《西厢记》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谓世人皆知。周芳在《她比烟花寂寞》里，将作品里的两个主人公直接就叫崔莺莺和张生，他们偶遇在当下，爱在当下，结成连理，也生活在当下，崔莺莺的凄惨命运也一点点呈现在当下。可是，她受虐，挣扎，绝望，最后一跃而逝。作者用一个当代的悲剧爱情故事，解构和互文了崔莺莺的真实命运，似乎还原了元稹《莺莺传》中那个永远处于男性社会中的性别奴役和规范之中，任人摆布、最终被“如乱终弃”的有着悲剧形象的弱女子的命运。《两只乌龟归呀归》（这篇文章叫《两封情书》似乎更合适）则呈现出一种立体结构的互文现象。首先是作品与民间故事的互文，一个一不识字的民妇，想老公了，便画了两只乌龟，还有苹果、布、龟、刀各一，鸡蛋二，意即归归速归，如果不归，一刀两断。然后夫君解读明白，归家团聚。作者赞赏民妇虽不识一字，却智慧与才情横溢。完成了这个故事之后，作者又写了一个文人故事与之互文，构成了一种多向度的立体互文方阵。讲的是卓文君的故事，卓才女面对负心郎司马相如仅著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的情书，含愤从一到万，再从万一，历书了自己五年的相思苦，可谓才华横溢，情深意切。从而为自己的爱情冤案翻了盘。由此，在作者主导下，两个故事互文成章，彼此为镜，相映成趣，达到了奇特的引人入胜的效果。其次是日记体的应用。《她从七床来》就是典型代表。作者以日记体例记录了“一次子宫肌瘤手术”的始末，可谓淋漓尽致地呈现主人公一次从身体到灵魂的旅行。她的这类散文读起来特别意味深长，让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