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记事

                    （一）

我家住的地方，以前叫水产大队，现在叫水产村。 

村子特小，小得连学校都没有，我的小学是在邻村北张嘎读的。为了上学，一天得来回两趟，走二十里的路才行。

和我一起去上小学的人还有沈二小、崔二小、林蛇小、李扣喜等人。在这支队伍中数我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但成绩却是最好。或许就因为这，我成了“孩子王”。来去，总是他们等我一起走。现在想来，我那时真是顽皮得可以：晚上从不学习，放学后书包常由北张嘎的同学替我背回家，第二天再背回学校。有时下午就旷课，几个人拉一张网到河里，边嬉水边捕鱼，自是其乐无穷。若是鱼补的多，就卖掉攒几个钱，然后再分期分批送到学校门口卖糖的老头儿那里，卖五分钱一块一寸见方的薄薄的花生糖。

 奇怪的是，我的成绩总是第一。倘是现在，我定是不受老师欢迎的学生，但那时在北张嘎我却“赫赫有名”。不少人都知道学校有个“聪明绝顶”的水产的学生，名叫“张三小”。

上学，最苦的是冬季。早上去，西北风迎面刮来。虽只半小时的路程也挺够受的。鼻子吹得像“红辣椒”，耳朵冻得碰都不能碰。坐在教室里，好一阵才能还阳。一个冬天下来，每个人的耳轮都冻焦了，仿佛腌制的萝卜干。

 下雨的日子，也就是我们挨饿的日子。中午放学铃一打，本村的同学都回家吃放，我们几个只好站在教室走廊上，一边诅咒上天，一边一个劲的往肚子里吞咽唾液。实在忍不住了，就趴在课桌上睡觉。也有几个与我们要好的学生偶尔给我们带些吃的。山芋上市的季节，放在桌上的山芋能排成长长的一串。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夏爱莲的女学生，几乎天天带山芋给我。她比我长一年级，人也蛮漂亮的，只是后来他随做教师的父亲到外地上学，我便不再见她。去年我上茅山姐姐家，在茅山最繁华的街上似乎遇见过她。然而一身的少妇打扮，使我不敢贸然相认。是的，一晃近二十年，当年的小学生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了。我为什么总是送山芋给我，我不得而知。至今已不得解。但从那时起，她可爱的面容和那颗善良的心一同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饥寒交迫的时候，常来关心我的还有一位名叫许飞的老师。他是知青，插队来到了北张嘎。当时学校教师奇缺，他便到学校代课，由大队记工分。许老师不算魁梧，但人很有精神。他常在课上讲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单身一人，住在房东的家里，但吃在学校，和张华春老师（现已过世）搭伙。印象中他曾喊我到他那儿吃过几回，饭是大米饭，菜却记不清，反正不是鱼肉一类的佳肴，尽管当时鱼肉并不贵。

许老师曾同房东的女儿巧红有过一段恋情。巧红长得很漂亮，大队排样板戏时她总是演李铁梅，吴琼花一类的角色。谈了很长时间，但终没有缔结连理。据说，巧红的父母嫌许老师是知青，翘脚放屁。许老师因此搬住到学校。巧红也由她的父母做主，以较快的速度和一个回乡探亲的军人结婚了，几年后随军去了唐山，大地震时，不幸遇难。消息传到北张嘎，我们看到许老师眼圈红了好几天。

不久，许老师也返城了。听说他要走，不少学生凑钱买了茶杯、热水瓶之类的纪念品。唯独我没有出钱。那时我母亲刚刚过世，父亲一人领着我们姐弟六个生活，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许老师走的时候，全校师生只我一人没有送行。我独坐在教室里流泪，说不清究竟为什么，只觉得心里很苦，很悲。

如今我也做了教师，也送了几届学生，我才知道这份情，这份爱，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最可宝贵的。

许老师如今该过不惑之年了吧？许老师，你在哪里？你可知道，一个永远敬重你的学生常在梦中把你呼唤……

（二）　

 初二那年，我转到茅山中学去读书。

 茅中在茅山镇的北面，走过镇北的大桥，还有三四百米的路程，地野路偏，是个读书的好所在。

 我吃、住都在姐姐家，姐姐住在茅山镇的最西首，每趟回来都得一刻钟以上。

 每天中午吃完饭去学校，我总喜欢在街上看几本连环画，可以说，我对文学的最初涉猎是从连环画开始的。印象最深的是在两天之内看完了四十八本的全套《三国演义》。虽然图囵吞枣，但在年幼的外甥女面前也能道上几句，诸如“关公走麦城”、“诸葛亮七擒孟获”之类的片段，唬得外甥女眼睛瞪得圆圆的。当时对《三国演义》的较深理解，还是靠后来阅历的增长、知识面的开拓，特别是认真阅读了原著，但我对连环画的偏爱也在那时生根。

就是现在，我的案头还放着一套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没事就翻，总看不厌。妻子有时笑我看“小人书”，情绪好时，我淡淡一笑，懒得理她；情绪不好，我就用做教师的嘴把她驳得“体无完肤”，诸如精读与泛读，原著与连环画的再创作……洋洋洒洒，唾沫飞溅。每讲一段就加上句“你懂吗？“从卫校毕业的她只有”落荒而逃“的份。

在我的影响下，她似乎也爱上了连环画。有一次上兴化，她跟在新华书店工作的表哥”开后门“，领了一捆连环画回来，像个小学生一样看得入了迷，结果，眼睛胀疼了好几天。就是现在，我偶尔借到一本，也必须让她”剪影“，否则就被指责为”不平等“，制造”男尊女卑“，总得由她”拨乱反正“才算罢休。    

摆书摊的是一位老人，极和蔼。看一本二分钱，最多才三分。没钱照样可以赊欠，因而常用看了书拍拍屁股就走的，老人也不计较。

 渐渐地，我对老人有了一点了解。他孤身一人，解放前是国名党军队的机枪手。打过小日本，也打过共产党。后来被解放军俘虏，在俘虏营里，他把右手的中指和食指放到嘴里生生咬断，不能再当兵了，他被遣送回乡。从此，他在茅山故土默默无闻地靠出租连环画维持生计。收入多了，他便到吴六的烧腊摊上买几两肴肉，喝两杯老酒；下雨下雪的日子他便睡在通往轮船站路边的一间小屋里。

 离开茅山的最初几年，每次到姐姐家，也常见到这位摆书摊的老人，坐在老书摊前的凳上看几本连环画，颇感亲切。

 八六年我参加工作，此后去姐姐家的机会少了。去年我到茅山，下轮船路过摆书摊的老人面前，门关着，锁已生锈，密密的蜘蛛网宛如门帘，墙上一排字“不孝子愿父亲安息”赫然在目，我的眼前却浮现出老人那和蔼的面容，问问姐姐，她说：“那老头已死了几年了，死了三天才被人发现，可怜！”

我恍如身在梦中，他有儿子吗？他分明孤身一人；而那墙上的字迹说明了什么呢？他真有儿子，真是“不孝子”?我不得而知，也不想打听，又怕生出许多无端的感慨来。

 如今的学生已不像我们过去，坐在书摊旁可以自由自在的看看“小人书”，繁重的作业已把他们压得够呛。再说，谁家没有几本武侠小说或者封面花花绿绿的冠以“XX文艺”、“XX精华”一类的书呢？

 于是，我又想到摆书摊的老人无意向我们赠送了许多精神食粮，不知前几年“黄潮”泛滥的时候，他有没有推波助流抑或随波逐流呢？

 我不想深层次的想下去……

(三）

高中三年，我一直在省立兴化中学读书。 

兴化中学也太古老了，那教室，那课桌，那椅子，那参天的古木，闻一闻都能闻到苍老。尤其是好几块不知出于谁手的石刻更增添了这座校园古老的色彩。

 当时兴化中学招的两个班一百多名农村学生，都寄宿在近校门的一间破旧的礼堂里，但来自农村的我们，从未对此鸣苦叫屈，高二时，学校将东南角的两排教室腾出来作为我们的宿舍，条件才稍有改观。

印象中，学校的伙食还算可以，隔三差五的就有壹角一只的肉圆卖，至于炒菜我们很少问津。一天中午，我们在新砌的饭堂吃饭，几个低年级城市女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居然发现几百个农村学生津津有味的吃着同一种食品——一钵子饭，一钵子菜汤，很皱了一通眉头，发出一通不乏真诚的感叹。

学校领导也曾下决心改善学生的伙食，城市班学生的助学金也多数成了我们的伙食补助。但不知何故，一菜一汤的快乐时光如昙花一现连一学期都没有维持下来。

 相比之下，菜的营养好坏对我们来说并不怎么重要。要命的是那时我们总感到饿，早上二两粥，两节课下来就饥肠辘辘响如鼓；中午半斤饭，太阳还没落山，便盘算起晚上；晚上一着铺，肚子里便又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有同学从家里带焦屑，晚自修课一下，各个宿舍里便弥漫起一股股焦屑的香味。

“六月六，一口焦屑一块肉“，我很少吃焦屑，以来家里没有人为我炒，二来总觉得焦屑的滋味不佳。

那时，我也有我的补充渠道。我的大哥在县城工作，星期六便可到他那儿打一次”牙祭”。更多的时候，我便和一个叫戴日太的同学到中学斜对门的副食品商店买咸“金刚脐”吃。那时的感觉，味道很鲜美，价钱也不贵，大概一两粮票三分钱吧。我曾在吃过中饭后一气吃过五只。因为常去光顾，那个女售货员也和我相熟了，每次去，不用我开口，她便笑嘻嘻地问道：”几只?”我这种举动也影响了不少同学。

离开兴化已整整八年了，其间去过几次。每次去总想到那个曾经给了我极大方便的副食品商店买几个尝尝，但每次都失望，琳琅满目的副食品中就是找不到咸“金刚脐”的踪迹。如今那个副食品商店也因为英武路的开辟而迁移了，那个和蔼可亲的女售货员还工作在岗位上，笑眯眯的接待像我那样的穷书生么？

 工作在兴化一个经济发达的小镇中学。做班主任时，也曾问过几个寄宿学生的开支，他们的回答常使我瞠目。他们一周花费少则十元，多至二、三十元!

我羡慕他们，他们不再像我们为填饱肚皮费心劳神了，更不会出现像我们的父辈因为填不饱肚皮而辍学的事了。但同时我仿佛涌起一种冲动，急切地想把我和咸脐子的故事讲该他们听，但不知什么原因，又始终没有开口。

我于是把他写下来，但愿我的学生能看到它。

（本文写于1992年 曾刊于《芦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