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可预见性，是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的前提，如果生产者在投资建厂到产

品销售这一段这段时间内，市场情况发生了与预期不一致的变化，产量与销售量的

均衡就不可能实现。

   可是，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未来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与时间的不

可逆性有关，即历史发展表现为时空反演破缺，过去与未来在时空上不等价，未来

不是历史的重演。因而我们不能由过去推导未来，当然也就不能以确切的方式来推

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与测不准效应有关。经济领域的测不准效

应有双重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观测者与观测对象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过程，会

使被观测对象偏离原来的运行轨道。第二层含义是指交易当事人的行为与他们的预

期目标的相互作用，使行为与目标发生偏离的过程。

    萨缪尔森也承认，在经济学中，有些东西类似于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但从他

提出“测不准的临界水平是长期下降的”1这一点来看，他可能是误解了这一定理的

含义。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定理是指：在微观物理学的亚原子水平上，由于观测源

与观测对象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能量转换，从观测源的角度不可能同时确定被观

测对象的位置和运动速度。这种由双方能量交换而产生的测不准效应始终存在，不

可能随观测手段的改进而逐渐降低。在经济领域，由于交易当事人的行为属于同一

个能量级别，各个成员之间的能量交换和相互作用过程比亚原子水平上的光子和电

子之间的相互干扰要复杂得多。而且双方处于互动的循环反馈状态中，观察者与被

观察对象之间的位置经常相互转换，其测不准效应表现得更为复杂。

    在经济领域，观察者（同时也是被观察对象）了解交易对手的任何努力都会遭

到本能的躲避。在实行人头税的地方，人口普查的数字从来就没有准确过。明代历

次的人口统计数字与实际人口相差数以倍记。国外公司的情况笔者不太了解，不敢

妄加评论，但国内企业普遍都有两本账，一本用来应付检查，另一本用来内部核算，

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体外循环”和“小金库”是普遍潜规则的背景下，财政

状况的统计数字有多大的准确性，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如果以GDP的增长作

为地方政府政绩的衡量标准，那么，GDP的“注水”就难以避免，1995年，中国各省

的GDP合计数比全国多出19.83亿元，二者相差0.3%；2004年各省统计数比全国高出

2.6364万亿，远远高出5%的正常范围；2007年两者的差距已相差5万亿以上。2同一

个经济事实，观察三次，可能会有三个不同的结果。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真实情况，

取决于观测者的测量方式和测量标准。

   与量子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不同，经济领域的测不准效应不仅表现在观测过程本

身，当我们把观测的结果形成预期并把预期付诸行动时，还会出现另一种测不准效

应，即预期的行为会与预期的目标发生相互作用。出现预期的自我实现或自我偏离

的过程，举例来说，假如市场上风传近期猪肉价格会上涨，因为口蹄疫导致生猪的

存栏数下降了很大一个比例。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但不管怎么样，如果这个判断

影响到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大家纷纷上街抢购猪肉，猪肉价格可能真的会上涨。这

就是一个本来没有依据的预期行为，由于与预期目标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它的自我

实现。

   自我偏离是指预期和由预期指导的行为，导致预期目标的运行偏离原来轨道的过

程。我们仍然以猪肉为例，2007年中国的猪肉价格出现连续上涨，预期养猪成为有

利可图的事情，应该也没有错，毕竟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猪肉的消费是一个天文数

字。受这种预期支配，再加上政府政策鼓励，大量外来资金涌入，生猪存栏数迅速

增加，2008年的生猪存栏数比2007年翻了一番，这时，供求关系出现逆转，猪肉价

格随之大跌，很快就跌到了养猪的成本线以下，抱着赚钱预期的资金全线套牢。人

们追求预期的行为本身，导致了预期目标的自我偏离。

   对大宗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长期观察，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持有

某一预期的人要多于持有相反预期的人，预期就会出现自我实现。但持有相同预期

的人过多，比如说，超过80% ,它出现自我偏离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如果这一比例

超过90%，几乎必然会发生预期的自我偏离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预期比例的逆反原

理。

    测不准效应的另一个例证是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

家普遍采用以凯恩斯经济学说为基础的财政金融政策，对经济周期进行有针对性地

干预，一开始效果还不错。，但逐渐地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政府企图对原先统计出

来的菲利浦斯曲线进行反周期干预时，却发现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移动，偏离原来

的轨迹。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所预言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水平交替出

现的情况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上升，出现了“滞胀”

的奇怪现象。

   货币主义主张采用固定的货币供应量来稳定经济增长的方法，在实践中也被证明

是无效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采用货币主义的政策试验，可是，当货币

供应量固定时，利率、汇率和货币周转率却呈现极不稳定的状况。该实验只运行了

两三年的时间，因为效果与初衷大相径庭，只好终止。

   政府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干预政策，其发生作用的前提是市场交易各方不对政策

效应做出预期，既保持原有的行为方式不变。但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工会方

面会根据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提出新的工资要求；企业方面也会考虑通货膨胀的因

素，而预先调整产品价格。这样一来，政府扩张政策的效果就会逐步递减，以至完

全丧失。

   针对上述情况，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理性预期”的假定。“有理性的预

期”并不像完全预期那样，假定所有预期的准确无误和充分实现，它假定人们是充

分理性的，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信息预测未来，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正错

误。任何用固定的政策措施来稳定经济的做法，最终会被理性的预期所抵消。政府

稳定经济的政策，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破坏稳定的作用。

   理性预期学派揭示出政府与市场交易之间存在着相互博弈的关系，双方的策略

互动，有可能使对方的策略失效。这是有建设性的看法，但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

却值得商榷。由两位瑞士经济学家（Ernst Fehr and Jean-Robert Tyran）所做

的关于“货币幻觉”的实验证明：即使是完全预期的状态下，也会产生货币的名义

惯性，特别是在货币供应减少的负面冲击下，以名义货币计算的定价模型，受试者

表现出了个人层面的货币幻觉，这种货币幻觉影响了受试者的预期，进而影响了他

们的行为。在货币减少的负面冲击后的第一个阶段，只有11.5%的受试者的行为符

合均衡要求，73%的受试者的定价高于均衡价格3个单位以上，而且这种高估的现象

直到冲击后的第13个阶段(总共有20个调整阶段)，才开始消失。货币幻觉形成的价

格粘性，造成了受试者实际的收入损失，在冲击后的头10个阶段，受试者平均损失

了26%的潜在收益。3要知道，这种收入损失是在受试者被告知会有什么变化的情况

下发生的，如果受试者对货币冲击不知情，损失会更大。试验证明，人们的调整能

力并没有理性预期学派所希望的那样高明，人们不仅会被政府官员的“忽悠”所欺

骗，也会被自己的幻觉所欺骗。如果人人都是预测高手，次贷危机也就不会发生了。

   测不准效应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经济领域中各个经济单元处在同一个能量级

别上，既具有同质性。观测者在为观测所做的一切，在被观测者看来，都具有特殊

的经济意义（比如 调整税率和利率），因此，他们会根据情况做出相应的反应。也

就是说，观察者无法把自我从观测过程中排除出去，他们所看到的仅仅是自己介入

后产生的“扰动”。

   同样，由于观测源与观测对象的同质性，人们的预期也会对自己的预期对象产生

影响。这种情况在我们对其他自然现象的观测和研究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我们的

预期不会为它们理解和反应。在经济领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为我们所预期的

目标施加一个新的、无法替代的变量，从而使之偏离原来的轨道，出现新的、难以

预料到的变化。这就是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定理，仅仅表现在观测过程中；而经济领

域的测不准效应，还表现在预期及由预期引起的行为中的道理。此外，在市场经济

中，每一个单元都是交换过程必不可缺少的环节，观测者与观测对象的位置是可以

互换的，每一个单元都在观察着对方，同时也被对方所观察。在经济生活的舞台上，

每一个人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同时还是导演。经济活动不是事先规定结局的电视剧，

每一个经济单元的参与，都有可能使这个没有事先写好脚本的剧目，发生戏剧性的

改变。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人们能做的并不是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胜法

则。而是在有限预期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完善的应变机制，随时准备对新的变化做

出调整。所谓有限预期，是预期的有效性对应于经济活动的一段相对稳定期，在这

个稳定期内，经济行为表现为趋势性变动。比如收入水平与某种消费品如人造黄油

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用公式来表示就是：c＝ml＋br，其中c为人造黄油的消费量；

r表示收入水平；ml表示为最低消费量；b为收入转换系数。在收入增长的初期阶段，

收入与人造黄油的消费量之间一般是正相关关系，收入增加，人造黄油的消费量也

随之增加，这时的b值为正数。但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增长与人造黄油

的消费量会变成一种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收入的增长，人造黄油的消费量在下降，

人们转向高档黄油制品，这时的b值为负值。此后，当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负相关

可能转变为不相关，即收入的增长与人造黄油的消费失去联系。这时人们是否购买

人造黄油主要是从健康和偏好的角度考虑问题，由于没有相关关系，转换系数b也就

失去了意义。从这个小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预测只能在有限的阶段发挥作用，

即在收入增长与人造黄油的消费量呈正相关区间内，我们可以预测人造黄油的消费

增长数量。或是在收入与人造黄油呈负相关关系时，人造黄油的消费变化。这中间

的关键是要去发现从正相关向负相关转换的转折点，以便可以及时地变换系统参数。

在收入增长的任何一个阶段，用回归分析的原理做无限的趋势外推，都会得出错误

的结论。

    多少有些无奈的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所有预测方法，实际上都是趋势外推法，

即用历史的统计数据得出的参数，来推导未来的变化。这种方法有一定的作用。即

在一段趋势还没有结束时，统计参数所表示的关系还会重复出现；趋势一旦结束，

原先的参数系统就不起作用了，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预测的基础在于发现转折点

和及时地变化，而不是那种包罗万象、无所不知的完全预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