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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个韩国导演拍出中国唐诗意境，那是很虐人的一件事情。尽管许秦豪拍过《春逝》以及《八月照相馆》，但他没上过北大国学总裁培训班，因此，他把一部中韩混搭电影拍成了一副很不唐诗的样子。他本来应该主拍“润物细无声”感觉，但拍着拍着就“当春乃发生”了。要不是有几场雨，我还真不能再记起“好雨时节”这个片名。

当……春乃发生，《好雨时节》就是一个发春的故事，韩国出差男子和杜甫草堂女讲解员成都震后发生的一段很纯很美的感情。作为四川人，我敢肯定选高圆圆是对头的，因为她不是成都人胜似成都人，皮肤白皙，眼睛漂亮。但她不会骑自行车是不大真实的，成都女生不会骑车的屈指可数，比例小于5%，她们的青春大半配着白色连衣裙跟20自行车一起。郑宇成也没问题，长得很帅很洋气。但问题是这个故事里的画面感觉把成都弄得不像成都，倒像京都，直到看到有人往竹子上刻字，我才觉得这有点成都。

这就是“隔”的感觉，后来跟许秦豪交流时，范小青不知“隔”怎么翻译好，我说：“中日韩貌似很近，文化样态差别太大，跨文化互释很难。”比如中国导演拍日本人视角，或韩国导演拍中国故事，有时候就不伦不类，不中不外，距离真实很远。《好雨时节》里的情有它独到的地方，但看着它总有种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不是梦幻，而是梦呓。不真实感贯穿始终，就很难融入情节，继而感动。导演是好导演，但如此短时间内让他体会成都女人或成都氛围的精妙处，确实太难了。

《好雨时节》从创作背景来说，是一个概念、主题先行的东西，成都在震后要恢复旅游，恢复外界的某种外在认知，需要符号化东西滥觞，《好雨时节》就是一个公关载体。但一部电影只要表达的欲望太分散，诉求过多，就难以保持风格的纯粹和整体的统一。《春逝》们让我最感触的就是“纯粹的力量”，但如果一跳进“爱情公关旅游”片的深坑，任谁都很难全身而退，中国一些导演如是，许秦豪也没能成为幸运的一个。这和目的有关，跟“功力”无关。

谭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