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看报纸说墨西哥及加拿大政府抗议中国胡乱隔离该国人士——这是歧视，我觉得打着隔离旗号的粗暴的确让人不舒服，我又不是墨西哥人，但还是觉得老墨们说得不无道理。看看我们有段时间如何强制计划生育，就知道，在中国，只要一声令下，文件一发，医疗战线就突然争先恐后开拔，人民群众个个变先进觉悟分子，特别是貌似维护大多数人权益的事，再武断、机械、形式主义，都好像天经地义。

还有报纸说今天对香港来京的列车几道测体温线，报道配的照片完全“如临大敌”。我刚好也是从香港回，但是先回广州，再回北京，因此就没被差不多要“洗”一次的检查。我在进出香港九龙时，也体会到香港的重视，但人家一是专业人士检查，二是红外线，根本没有一个个对着额头扫体温。边境人员80%带口罩。回广州东口岸，也有人测体温，笑嘻嘻不严肃，一个个对脑门简单测测，更业余的是，检测体温人员没一个带口罩，这是做样子还是真测？那些测的大姐态度不错，满脸堆笑，但从神情判断，不像医生可能就是边检工作人员。如果真发现有人带病，这些大姐我估计是最该被隔离的。

我们的“左派”好像对外国政府没觉悟的反应很不舒服，觉得中国搞这些措施是对人民负责，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人民。但想想当年吴作栋那事，就知道当时中国的反应可能就是现在墨西哥的反应，将心比心。咱们的涉外部门有时真不得不说太“老外”了，一点解释工作都做不好。送了好几百万美金的医疗用品给人家，转头就被人家批“歧视”，简直傻到家了，不划算到家了。另一方面原因，也在于“隔离”的方法我们一点都不“国际化”，反正在国内容易惯了，效率高惯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控制起来再说，这种中国式隔离之道在国内没人敢说什么，人家老墨、老加却气不过。

我想起“猪流感下的猪”又突然回忆起03年非典时期我的结婚经历。当时我从北京回成都，太太从广州回成都。那时成都气氛压抑到了估计我在街头说我从北京回来，会立即有人报警把我抓走。据说那时全城疯了似的围堵带京、粤牌的车。我结婚时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进新房居然要先测体温，太不人道了，谁结婚都可能因兴奋造成体温升高，要是洞房夜守在婚床前测，那估计个个都得被隔离。我还好，老夫老妻，顺利通过，也才完成了来自疫区的一对夫妻的奇异结婚典礼。

这么黑色幽默的故事，估计今年也可能有机会上演，外电讯，加拿大学生对吉林同志太过果断、迅猛、没前提的做法大惑不解。他们很“西方”地对法新社记者说：“这种因为担心而隔离的做法是闹剧。”但他接下来的话显得很有水平，“他们把我们带到这家酒店，在这里我们可以打乒乓球、游泳，真的没那么糟糕。”只是，这些情景听来咋这么耳熟。

谭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