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事伟大的娱乐工作之前，我是一介穷酸书生。读大学时，假期就廉价卖了书商捣鼓些《里根传》或《可口可乐传奇》等常出没于地摊的快餐文字；平日价逃课就爱躲在脏兮兮的蚊帐里看闲书——《红楼梦》当然也是一种，但一般都跳着看，尤其想读“贾宝玉梦游太虚幻景”那一段。我总容易把贾宝玉假想为功能尚全的皇帝，而我就是皇帝贴身小太监，能安全窥视他的每一次发春。

除了类似于身体科普读物让我受益外，没想到我真跟《红楼梦》有了些切实缘分，那是从机场出来进入报社之后，我23岁，在这张商业得就象香港《东方日报》的报纸发表的处男作便是《川大教授称：红楼梦作者并非曹雪芹》。当时我还未从机场辞职，因此只得取了一个“犹抱琵琶”的笔名叫章台柳，责编姐姐有点没好气地说：“你既然这么文化，就多写点文化方面新闻吧。”于是，我就绞尽脑汁开始往文化上靠，但我还没多少资源，只能从亲近人物下手，于是我想到了大学时老师。

还得插一句，当时，有不少有考据癖的同业前辈把我那个听起来颇文化的笔名章台柳批得一文不值。一个长得象政工干部的大姐说：“谭飞，你这是伪文化，章台是妓院的意思，柳也是妓女的意思，你这完全是自我堕落。”我不停息的自我辩解：柳也可解作柳下惠，意即在妓院这样的环境我要做一个柳下惠式坐怀不乱人物。我当然没脑袋进水到敢说报社是妓院，潜台词却是，文化娱乐圈可能是个肮脏的圈子，但我一定要濯青莲而不妖。大姐们不听我的解释，纷纷认为我是狡辩，于是，我把第一篇见报稿当成了一个为我还有些文化素质的“正名”机会。

我从同学处了解到张放老师最近好象对《红楼梦》大放了阙词，于是就要到他的电话采而访之。我印象中张教授取了个更莫名其妙的笔名“叹凤楼”，他高高瘦瘦，中气不是很足，但一听到自己昔日学生要就他关于《红楼梦》的最新学术成果进行采访，他的音量顿时高了八度，他还邀请我到他家面谈。我去他家面谈了，好象也吃了面，然后就蹬着一辆二手自行车与其说激动万分不如说心急火燎的赶回了报社。

见报后，我从一堆花花绿绿的照片和“某某歌星肚子大了”等新闻中找到自己文章，的确感觉很爽。据说，总编也对这篇署名“章台柳”的关于《红楼梦》的新闻“青眼有加”，他本来就是唐宋文学研究生，也一直对娱乐版太“轻浮”颇有些看法。我这篇文章好象有些“拨乱反正”，从此，总编就到处给人说“娱乐版”还是要做点厚重的东西，于是，我开始有了不小版面开设“文化名人访谈”。

做的第一个名人就是刘心武。因为他出生在成都，有贴近性。加之那时他写了《秦可卿之死》这般惊世骇俗的书，还说出了“江湖夜语十年灯乃余梦中得句”这样骇人听闻的话，具有相当新闻性。他当时给我留下了两点深刻印象：一、他很重视媒体的传播功能；二、他敢于直面很多问题，比起某些常受人诟病的文化人，他更坦率，也不会避重就轻。刘心武显然是个聪明人，他的头脑比他文笔还要好。但我没想到他八年后会成为一代“红学”颠覆大师。

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又多次重看了老版的电视剧《红楼梦》，认识了演王熙风的邓婕。她让我深刻感觉王扶林导演大概会“相面术”，因为邓婕的聪明、泼辣逼真的表现了这个“丹唇未启笑先闻”的厉害角色，就象翁美玲扮演的黄蓉那样，估计很难被超越。

——上面话痨般讲了这么多跟《红楼梦》有关的闲话，是我21号下午参加“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启动仪式后有感而发，回忆过多大概说明我已有些未老先衰迹象。看到网上有人喋喋不休讨论“李宇春向鼎谁更适合演新版《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我很想笑，对我这样的70后人来说，要想了解80后甚至90后的审美标准是件并不容易的事。《红楼梦》好象一直是横亘在国人面前的关于一个民族审美标准的集大成考验，它一直试图最客观的反映大众的审美取向，既权威无比，又疲惫不堪。

轻松点，回到《红楼梦》仅仅是一本书这样的事实原点。用海选这样的最大众最轻松方式启动新版《红楼梦》，或许是最能反映“《红楼梦》具有民间性”的方式。“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贾宝玉”，当然，没有宝玉，也有小厮。——就象我大学时幻想成贴身太监一样，真正的《红楼梦》不应该只在大小主流与非主流“红学家”的口中和笔下，它也有权利存在于所有普通读者的想象中。

有梦，然后通过努力实现梦，用这样的演员演《红楼梦》，他（她）们是否会更合适？芸芸众生里寻觅到的梦中人，大约更象老版《红楼梦》主题歌唱的：“若不是有奇缘，今生怎会遇见他？”这正是：

属梦中奇缘聚散，各一方红线暗牵。

人不分东西南北，海选里或有天仙。

谭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