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洋媚外”到“怪异难懂”的历史思绪

安立志

凤凰网6月18日报道，海南省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通知附表开列了应予清理整治名单凡84例，除了“重名同音”作为个案之外，其余分为三类，一类是“崇洋媚外”，共53个，占63%；一类是“怪异难懂”，共17个，占20%；一类是“刻意夸大”，共13个，占15%。从列表可见，“崇洋媚外”已是海南当前的主要倾向。人们好奇的是，清理整治崇洋媚外的地名，没有发生在开放历史更早的深圳，没有发生在开放程度更高的上海，而是率先出现在海南，不是没有原因的。海南作为最大的经济特区，作为国际旅游岛，作为待要建成的自贸区和自由港，这一行动似乎顺理成章，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海南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

“崇洋媚外”是一个贬义词。但其涵义并不能望文生义，“崇洋媚外”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现象。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也有强势与弱势之别。“崇洋媚外”的“洋”和“外”，当然是指外国，但一般意义上，人们不会联想到非洲与南美，通常是指欧美（西洋）与日本（东洋）。这也就是海南清理的地名大多类似欧美的原因所在，只有一个“大长今假日酒店”（大长今是韩国电视剧人物）没有作为“崇洋媚外”的类别而是列入“怪异难懂”之类的原因吧。

崇洋媚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往往出现在相对落后的、弱势的文化背景中。中国近代史深受“欧风美雨”的潲击，是一个显例。在东亚历史上，中国的隋唐时期也曾是日本“崇洋媚外”的对象和目标。中国曾是日本人眼中的“洋”和“外”，日本也曾对中国“崇”与“媚”（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崇洋媚外。然而，日本毕竟先我们一步成为现代国家）。在当时日本人眼里，隋唐文化就是先进文化、强势文化，日本人先前的“崇”中国文化，后来的“媚”欧美文化，但却从未见过日本人崇洋媚外的国际话题。

中国近代以来，从清代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鲁迅的“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甚至呼吁“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主张中国文字的拉丁化（即字母化或世界语），无论如何，不应将之归类于“崇洋媚外”。在欧美文化甚至日本文化呈现为先进或强势的情况下，他们的主张，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有意思的是，在当时，也有人指责他们“崇洋媚外”，而毛泽东却把他们称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论人民民主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