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咏叹调

安立志

元代政治家张养浩是在赴陕西救灾的行台中丞任上以身殉职的。他的陕西之行，无论官声还是民望，无论政绩还是文学，都划下了圆满的人生句号。张养浩的最后岁月，如同划破茫茫夜空的彗星，其光彩夺目的彗尾，不仅有流芳百世的名作，也有丰碑千古的政声。

在赴陕西途中，张养浩以“山坡羊”为曲牌，创作了九首咏史散曲。从天历二年(1329)二月启程，到当年七月殉职，短短半年时间，他还以同一曲牌创作了十首《中吕·山坡羊》，这就不是众所周知的了。这些散曲，文字很简短，语言很平实，但却体现了许多今人无法企及的思想境界与从政风范。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观念的升华与思想的凝结，决非今日一些领导干部台上倡廉、台下聚贪的两张皮，也决非仅仅由于张养浩的良好学养与优美文笔，而是以其生命谱写的人生乐章。

如何看待人生。国人常谓，“头上三尺有神明”，这句看似玄虚的话，其实体现着为人处世的自律与他律。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中有这样的话：“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西哲康德不信神仙，他指出：“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版，P177）张养浩这组《山坡羊》似乎也在思考这类问题。“人生于世，休行非义，谩过人也谩不过天公意。”（其一）“与人方便，救人危患，休趋富汉欺穷汉。”（其七）人们受过教育，经过历炼，总会形成自己的素养，构建自己的境界。这种素养与境界，也许不会闻于言，但却一定见诸行（张养浩无疑是立德、立功、立言相统一的典范）。素养与境界可能成为一个人立身处世的绳墨与圭臬。尽管张养浩也讲“人生万事皆前定，行歹暗中天照临。”（其五）“疾，也报应；迟，也报应。”（其五）貌似强调因缘前定的宿命论，岂知不是劝谕人生的方法论。

如何看待权力。权力既不崇高，也不圣洁。阿克顿指出，“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版，P342）的确，权力如同罂粟，人们往往喜其美丽，忘其毒害，以致成癖成瘾。在权力问题上，张养浩是清醒的，他作为元帝国的枢纽重臣，两辞高位、七拒高官，说明他对权力的风险与危害有着常人不及的戒惧与警惕。他对权力的看法是淡然的，“你便列朝班，铸铜山，止不过只为衣和饭，腹内不饥身上暖。”（其四）他对权力的获取听其自然，“向岩阿，且婆娑，琴书笔砚为功课，轩裳倘来何用躲？行，也在我；藏，也在我。”（其十）他厌恶那些攫取权力的蝇营狗苟，“休学谄佞，休学奔竞，休学说谎言无信。貌相迎，不实诚，纵然富贵皆侥幸，神恶鬼嫌人又憎。官，待怎生；钱，待怎生。”（其六）

如何看待金钱。《金瓶梅词话》第79回有一段劝戒贪财的韵语：“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邓通饥饿死，钱山何用哉？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如何看待金钱，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金钱何处来？二是金钱何处去？张养浩长期处于权力中心，他对金钱的感受当然不同于引车卖浆者流。金钱往往与权力相伴而生，权钱交易往往无本万利。在金钱问题上，张养浩坚持的核心价值首先是“仁义”。“如何是良贵？如何是珍味？所行所做依仁义。”（其三）既不取“不义之财”，更不能“为富不仁”。在金钱面前，人们的欲望难以遏止，获取金钱必须节制有度。“休图官禄，休求金玉，随缘得过休多欲。富何如？贵何如？没来由惹得人嫉妒，回首百年都做了土。”（其二）如何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金钱观的基本问题。“金银盈溢，于身无益，争如长把人周济。落便宜，是得便宜，世人岂解天公意，毒害到头伤了自己。金，也笑你；银，也笑你。”（其九）张养浩赴陕救灾，“自舍资财拯救民”，这就是他对金钱向来秉持的正确态度。

如何看待善恶。善恶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十分复杂与宽泛的概念，短短的散曲自然不易表达如此深刻的主题。他是从为官从政的角度，阐述了一些司空见惯的官场生态。“无官何患？无钱何惮？休教无德人轻慢。”（其四）他强调官德比权力和金钱更重要。“真实常在，虚脾终败，过河休把桥梁坏。”（其八）官场大概是世界上最为污浊的所在，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尔虞我诈，过河拆桥，溜须拍马，投怀送抱，贪污受贿，以权谋色，不一而足。张养浩对官场流弊深恶痛绝，“貌相迎，不实诚，纵然富贵皆侥幸，神恶鬼嫌人又憎。官，待怎生；钱，待怎生。”（其六）官场之上，同流合污易，洁身自好难。“恶非难，善为难，细推物理皆虚幻，但得个美名儿留在世间。心，也得安；身，也得安。（其七）像张养浩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千古令名的封建时代的官员毕竟凤毛麟角。

（《全元散曲》，隋树森编，中国书局1964版）

2014年5月26日《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