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观展(30):国宝中的国宝(四)

标签:
国家博物馆孝端皇后凤冠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旅游 |
分类: 客居北京 |
在国家博物馆24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中,大多是新石器时期和商周时期的文物,先秦之后的文物只有9件。
战国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1951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城东固围村5号战国墓,带钩由白银制成,器形较大,通体鎏金,钩身铸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3枚,玉玦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琉璃珠,钩身前端镶白玉琢成的雁首形钩首,从侧面看犹如一只曲颈高歌的鸿雁。
带钩的制造工艺也十分精湛,采用鎏金、镶嵌、凿刻等多种方法,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搭配使用,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此带钩包金镶玉,工艺复杂,纹饰繁复,雍容华贵,反映了战国时期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贮贝器是古滇国特有的器物,是滇王和贵族用来盛放海贝和珍宝的。在古滇国文化遗址发现过不少青铜贮贝器,这件“诅盟场面铜贮贝器”是其中人物形象最多者,器盖上铸造的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场面。在人群中能清晰地辨认出有个裸体男子被绑在一根柱子上,这就是要被用刑来祭祀的人。
滇王之印:印为金质,蛇钮,印面刻阴文篆书“滇王之印”4字。《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金印正是这一史事的证明。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滇王当代代相传,不能用来随葬,且此印制作较潦草,字体亦不谨严,当是仿制品专门用来陪葬。
滇王之印也是出土于石寨山古墓群。这处遗址位于云南省晋宁县,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3世纪滇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1955一1960年,先后在这里进行14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古墓50座,出土大量文物。除了这两件被列入禁止出境展览名录的国宝,国博的古代中国常设展中还陈列了多件出土于普宁石寨山遗址的文物,如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吊人青铜矛、鎏金四人舞佣青铜扣饰等。
吴“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1955年出土于南京。通体浑圆,斜颈圆口,腹上有弓背奔虎状提梁,通体饰淡青釉,造型质朴。
虎子是汉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随葬物,其用途有溺器、盛水器等不同说法。这件青釉虎子难得之处在于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的年款,是我国目前有纪年铭文古瓷器中最早的器物。
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1948年出土于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北朝的瓷器兴起较晚,大约在北魏中期才开始出现,产量不高,以青瓷为主。北朝瓷器最具特色的便是莲花尊,这是一种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器物。
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花尊有两件,另一件藏于河北博物院。该尊通体有纹饰十三层,器形硕大,做工精细,釉色温润。在当时烧制这样大件的瓷器,是很不容易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北朝制瓷业虽然起步晚,但在北齐时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廉墓,在铺着花毯的骆驼背上,塑有5位胡人乐俑,左右两侧各坐着两个,神情专注地演奏胡乐,从这件文物可以看到唐代的娱乐生活,唐代的乐器,唐代的人物形象等等,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同时,这件唐三彩还是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
孝端皇后凤冠,1956年出土于北京明十三陵定陵。凤冠的主人是万历皇帝的皇后,此凤冠以髹漆细竹丝编制,通体饰翠鸟羽毛点翠的如意云片,18朵以珍珠、宝石所制的梅花环绕其间。冠前部饰有对称的翠蓝色飞凤一对。
冠顶部等距排列金丝编制的金龙3条,其中左右两条口衔珠宝流苏。冠后部饰六扇珍珠、宝石制成的“博鬓”,呈扇形左右分开。冠口沿镶嵌红宝石组成的花朵一周。这是195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中极少有的明代以后的文物。
国博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中还有另外两件隋朝文物:李静训墓出土的绿玻璃盖罐和隋绿玻璃小瓶,但我在展厅看到李静训墓出土不少其他文物,唯独没有找到这两件国宝,可能没有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