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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突发奇想,颇想尝试一下出家到山中去作一个隐士,负手曳林、赤足履水,和大自然做朋友。《易》说“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又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为此我特意留意了一些关于出家人的作品,最后的结论却是,那些所谓出家人,没有一个是真心在念佛的,虽然在佛教界穿梭,其实很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贬低这些出家人,恰好相反,我愈加敬重他们,更想追溯他们的足迹,去天涯飘零。
思想皈依在佛(其实是思想在飘零),行动上却我行我素。凡是佛理所不允的,偏要身体力行!无论声色酒肉无论俗事琐事,或慷慨激昂拍断栏杆或卧榻残梦哭诉归期,这类平生能作惊天动地之壮举,终了却禅歌一曲挥手自兹去的大哉人生一世者,我喜欢上了两个人——两个僧人:苏曼殊和李叔同。
这两人出家前均是活跃在中国文化界艺术界的先驱者。
苏曼殊早年加入革命团体兴中会、光复会、拒俄义勇队,又与鲁迅等人一起筹办文学杂志《新生》,不久发表《反袁宣言》,与柳亚子交好并为南社社员。苏曼殊因家庭或现实的矛盾时俗时僧,情绪变化无常,或放浪形骸,或振臂呐喊,或止若秋水;他留给我们的有六种悲剧小说和大量的诗歌,并撰写了几部佛学著作。由于精通好几国文字,他还翻译了不少世界名著,虽然他的翻译很随意,几乎象是再创作,但从他那桀骜不驯的性格来看,他是有意所为借此表达他对封建王朝和传统礼教的憎恨、鞭挞!
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还是去蒲涧寺出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红尘孤旅的一生。
情僧、诗僧、画僧、革命僧,如此一位集才、情、胆识于一身的苏曼殊,竟然割袍绝世、皈依佛法,实在是令佛教界难堪——至今,仍然有一些正统的佛门子弟不承认这位曼殊大师。还有,如果人们细心留意,就是中国宗教百科全书里也没有曼殊大师的一席之地。
但苏曼殊依然被后世尊称为诗僧——这一称号,不是比多少方丈啊、主持啊、大师啊更加令人唏嘘不已,感佩有加?
这一首蹈海警世、悲情万丈的绝句,岂是那些真正沉溺于山水之间的剃度者所能感悟的?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再看这首诗,出现在我们眼前飘零的是一位风流潇洒却又隐喻机锋包孕妙谛的大哉智者: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三十五年的苦短人生,曼殊大师给我们留下了“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的八字箴言,其实,他那壮怀激烈、幽怨凄婉的一生,他那感伤主义和人世无常的情调,已经远远超越了僧侣的范畴。说苏曼殊是圣僧,显然不够格,但是一个诗僧二子却真正成为曼殊大师的最高境界。
李叔同即弘一大师,早年就工西洋画、音乐、戏剧,并主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早期文明剧,勇敢的揭示和批判不平等的社会偏见和残暴的统治阶级。巧的是,李叔同也是南社社员。为何这样一个活跃于中国早期文坛画坛剧坛的天才,最后也“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莫非勇猛精进者,常怀秋水之心,眼里江山,腹中法轮,自得篤信佛教之功?我感叹!特别是我在杭州灵隐寺了解到弘一大师的受戒因缘,对这位博学多才的新文化运动骁将顿起深深的敬意。
《坛经》曰:“善知识,菩提自性”,《金刚经》曰:“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磐而灭度之”。李叔同似乎是得了佛法的精髓,他在世俗与僧侣两条道上都走得精道,而且自己还著有不少佛学文章,跟苏曼殊不同是,他是得到佛教界承认的法师。不过他能够流传给后世的依然是他那些诗,那些歌!
李叔同早年就是一个狂人,是标准的浪漫派。早期浪漫主义者的终极走向一般为两条路径,一是走向现实主义,一是步入消极主义。李叔同从狂热的艺术天才走向托钵袈裟、青灯残卷,自然与其起伏的生世有关,不过这与他性格中淡泊明志、抱璞而藏的修养有很大的关系。常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位歌之舞之,狂之傲之,且入世最勇猛的新文化运动战士,却要弘法度生,期成正果?
读一读这首诗,也许能发现些许难言的隐衷: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双紅豆。愁黯黯,浓于酒 ……
当然,那首《骊歌》,“送别”人世尘寰的“新阳关三叠”,终于成为响彻海内外入世者或出世者心扉的千古绝唱,难道我们不应该倾听弘一大师那发自灵魂深处的歌偈吗: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
苏曼殊和李叔同,一位诗僧,一位歌僧,现代中国有这两位已经够了,我们享受和品味着他们的人生,还能真正出家吗?前人这类出家,我们已经窥视出游戏的成分,他们的骨子里尚不能封陈对人世的眷恋,何况我等标准的世俗凡人,哪里能禁欲、禁心、禁读世界呢?
借一个佛门的殿堂,心如静水之士,去换一处思想飘零者的归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