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小心看了几条新闻：

重庆打黑系列案之一文强案，文强的同案疑犯赵利明（重庆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总队原副总队长）受审时，公诉人举证称，赵利明向文强下跪表明忠心。此时间在2002年至2003年间。

原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制造东方微点假案全过程。《21世纪经济报道》对全过程做了详尽的描述。

还有新华网记者的一个评论《中国足坛是权贵市场经济必然溃败的一面镜子》。这个评论说的是足球，又好像是在为上面两个内容提供证据：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与市场化过程之中，有一个长期为人诟病的事实，那就是作为管理机构，中国足协蝶蝉化蛹，权力不是小了、弱了，而是大了、强了。小政府大市场的改革初衷在此荡然无存，人们看到的不是俱乐部和球员的自我做主和自由选择增强了，而是中国足协及其一些部门和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是“婆婆”更厉害了，是“媳妇”更没地位了。此等膨胀之后，是相关权力的几近毫无监督。

该受埋怨与指责的，无疑是盛行中国足坛的权贵市场经济。主管部门一方面手握不断强化的各种大权，从赞助商的选定、赛制的改变、裁判员的委任、国家队的组成到球员改年龄，他们都有一言九鼎的发言权，各俱乐部和球员基本没有民主参与权，只有被动听吆喝，时常不得不完全服从。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运作，中国足坛搭起了巨大的资金运作平台，各方人士揣着钱、怀着各种目的粉墨登场，足坛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名利场。由于缺乏民主监督，上述两方面得以顺畅无阻地权通钱、钱通权，名利权钱大肆相通。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共识，在中国足坛，只要你肯花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这般腐败与溃败的背后，既伴随了上述足协权力的无限扩展，也伴随了基层权利的无限缩小与弱化。

担负监督与管理职能的中国足协，由于没能因民主受到有效监督与管理，造成了市场化改革不是使中国足球，而是使中国足协及其少数腐败官员的既得利益无可阻挡地最大化了。

缺乏制度的约束，出现了“权贵市场经济”，出现了“一些部门和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相关权力的几近毫无监督”，足球如此，文强、于兵不也如此吗？足球之外的“权贵市场经济”，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越大。抓了文强、于兵，并不能杜绝“权力寻租”，也就不能杜绝‘权贵市场经济”的出现，“相关权力的几近毫无监督”，造成权力被滥用，是导致中国足球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同样也是文强、于兵多年不仅自己胡作非为，而且形成了一个上下勾结的犯罪“团伙”的重要原因之一。

希望我们能以足球为镜，改良滋生文强、于兵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