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北教堂的广场上，听着阿姆斯特丹少有的寂静。这个座落与约丹区的教堂广场是我在阿姆斯特丹钟爱的地方之一。约丹区是阿姆斯特丹最老的城区之一，同其他地方不同，这里居住的是正统的荷兰人。木制结构的红色房子，形状各异的屋顶，布满拱桥的河道…这是阿姆斯特丹这个国际化喧哗的都市中的一片静土。

广场上的儿童游乐区里开始有几个孩子玩耍，捧着杂志的父母们坐在我周围的绿色长椅上。孩子中的两个女孩儿有着亚裔的面孔，她们对我笑着，仿佛认识我一般，我向她们招了招手。

    “你的孩子？”坐在我旁边长椅上的一位年过花甲的荷兰老人问我。

    “不是，”我指了指坐在很远处的一位亚裔中年女子说：“可能是她的。”

    “是中国人？”

    “我？对，中国人，北京人。”看着这位带着眼镜，头发花白，身边停着一辆黑色自行车的老人，我笑着回答。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住在中国。”

    “真的？哪里？”

    “香港，上海。多少年前啦！那时荷兰很穷，他去中国做生意以维持家里的生活。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其他三个兄弟姐妹住在这里，每隔几个月就收到他寄来的充满霓虹灯的中国照片。母亲那时时常带着泪问我们，父亲会不会爱上小巧的中国女子。我还不懂事，甚至不知道她为什么用‘小巧’来形容中国女子，只记得哥哥们说绝对不会，因为父亲不会讲中文。”他笑着说，但是我分明看到他眼中闪着泪光。

    “那是很久以前了吧，您还都记得。”

    “记得，当然记得。直到我已成年，我父亲还是断断续续做着中国生意。你看！”他指着右手无名指上一枚方型的金戒指对我说：“过去荷兰人有这样的传统：男子十八岁的时候，父母要送给他一枚金戒指作为礼物，表示家中的男孩已长大成人。这是我十八岁生日时父亲从中国寄来的，中国的，中国金！”他费力的将戒指摘下来，指着里面刻着的字对我说：“上海，是吗？我父亲告诉我的。”

     “沪…”我读着戒指里面刻着的小字说：“对！上海，是枚上海的金戒指。”我发现在戒指的另一边，与“沪”字相对的还刻着一个字，木字旁的，但是字迹已经很模糊了，一时间我很难辨认。“您去过中国吗？”

  “去过。”他带上戒指，“在我父亲年老的时候，有一阵子总是念叨着要回中国看看。当时他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们都劝他不要去，可是他不肯。于是家里让我陪他一起去。还是那两个城市：香港与上海。直到我们回到荷兰，他还总是念着：‘变啦，全变啦！我都不认识了！’一年之后，他因为肺病去世了。去世前他对我们说没遗憾了，毕竟又回了一次中国。他还指着我的戒指嘱咐我千万别丢了这枚中国金。从十八岁到现在我一直带着它，怎么能丢了呢？”他的眼神散向远方，像是被刺痛了的一般眯着。

     周围的人们开始离去，这时才发现已经下起了毛毛细雨。

     他站起身，一边开着车琐，一边说：“可能是手上带着一枚中国金的缘故吧，看到中国人就说了这么多话，有什么不当之处，见谅！”

     “不，不，很高兴和您聊天，您让我忘了我身在异乡。”

     他骑上车，对我挥着手说：“祝你好运！”

     “您也一样！”我挥手答道。

     看着他骑自行车的背影，我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字“梅”。对！戒指里那个班驳的小字是个“梅”字。

     看着这位带着刻有一个“梅”字的中国金戒指的荷兰老人，渐渐消失在雨雾笼罩的悄然无声的北教堂后的小街里，我静静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