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名士，首先想到的是魏晋时期。说到隐士，我们会自然想到陶渊明。

隐士是一种很普遍的文化现象，西方和我国都不乏其例。在人们的审美观念中，隐者大都是高洁的象征，士人与隐者也总是纠缠不清，士人可以超凡成为隐者，隐者也可以入世做个士人。

我国的隐士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道家的隐士，这类人终身不仕，嵇康和阮籍就是代表人物。另一类是儒家的隐士，这类人秉承孟子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道德信条，以政治的品德来决定自己的去留。陶渊明就是儒家隐士的杰出代表。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生活艰难困苦。他一生没做过大官，也没有显赫的功业，因他人格的高超和诗文上的成就，博得后人的敬仰。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方面在于其大量的田园诗创作，清淡自然的诗风、情景交融的意境奠定了田园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归隐田园的举动和宁静淡泊的生活往往会引起后世文人的思想共鸣，他是一位真正享受到了归隐之乐趣的隐士。

因生活所迫，陶渊明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不断转换，隐居时出仕，出仕时想归隐，心情很矛盾。曾出任江州祭酒、荆州刺史、参军、彭泽县令等官职，只因看不惯依官仗势、作威作福的督邮，无法忍受官服的约束和行拜之礼，辞职而去，从此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

陶渊明作为一个没落士族的后裔，不可能没有丝毫的世俗思想，不可能对功名全然无动于衷，他归隐田园不过是在理想与现实张力下的无可奈何。身逢乱世，又不愿随波逐流，只能是将理想回归于理想，好好守护着自己的灵魂家园，做个隐者，但正因为他又还有理想，所以他的生活仍然是生动和鲜活的，而不像庄子笔下的隐者那样身如槁木，心似死灰。

他对现实是不平的，但并没有将不平化为满腹牢骚，而是身处田园，诗文成为抒发隐逸情怀的归宿。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桃花源记》描写了一个优美雅致、气氛宁静的世外仙境；《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抒发了厌恶仕途生活，不愿与庸俗官僚为伍，宁愿归隐躬耕，享受田园生活的情怀；《饮酒》体味了人生真谛，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归园田居》是心灵的解脱，尽显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只有心中充满爱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佳作。

陶渊明的隐士心态既决定着他的生活态度，也决定着他诗文的风格和走向。他的生活是自然而充实的，躬耕田亩，饮酒赋诗，避开了官场的虚伪与倾轧，回归于无拘无束的自然之中，同时，又不失其儒家的道德信仰，避免了精神的颓废与虚无。

假如陶渊明不是生于乱世，可能他不会成为隐士，但是，他的生活理想与艺术追求决定于他的心态，这也正是陶渊明的可贵之处。与魏晋其他名士相比，陶渊明少了一些沉痛和放旷，多了一些恬淡和感悟，更注重对文化盈虚之道的体味和乐天知命的人生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