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先分析一下“可乐男孩”的“可乐”。当救援人员翻开废墟救出薛枭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叔叔，我要喝可乐。”这简单明了的一句话，当时笔者在观看电视时并无很大的感触，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并未从这名孩子的话语中感受到他奋发向上的精神。仅仅是一句直白表达生理需求的话语，在媒体的渲染之下，变成了乐观可乐之语，孩子成为了汶川抗震的代表。其实，在地震中存活幸存下来的孩子并不占少数，但是如果因为这样的一句话而过度拔高一个孩子天真的话语，未免对其他的孩子不公平。这个时代是需要英雄的时代，英雄的产生却不应该是由媒体或者大众的过分拔高而产生的。对于薛枭来说，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因为自己单纯天真的一句话成为了社会的英雄。

    其次，对高考公平公正的冲击。每年的高考日成为了社会的“警戒日”，家长、交管部门、媒体等全员出动，考生在这两日中成为社会的中心，由此可见高考在中国的重要性。做为为高校选拔人才的考试，公平及公正的重要性毋容置疑。

    薛枭因为一句话就可以进入名牌学府，对其他苦熬三年备考的学子来说，谈何公平公正？倘若薛枭能够同其他孩子一样，参加高考，参与选拔，进入名校，可能会让人们对他更加佩服。当然，笔者并非对地震中的英雄感到不满，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亲历过那场灾难的人来说，幸存者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能否上升到让制度倾斜的程度，还有待商榷。更何况经历过地震的人们如此之多 ，为何只破格录取这两位？那么对于其他幸存的学生又如何说公平二字？

    再次，对高校的质疑。体育生、艺术生是在某方面有过人之处的学生，才会享受到降分录取的待遇。而因为精神可贵享受破格录取或许不能成为让人信服的理由。不可否认，多少名师才子因为名校的破格录取或录用，因而更好的发挥才华。钱钟书、梁漱溟等大家因为名校的慧眼更加耀眼，他们在学术上的造诣是破格录用的根本；伏明霞，刘璇等因为在体育事业方面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尚可成为名校录取的条件。而因为抗震乐观精神而录取，高校未免有点作秀的意味了。

    鼓励人民的乐观奋斗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要用倾斜制度的方法来鼓励，恐怕不是那么恰当了。末了，用一名网友的话语来做结束语：“把群体的灾难变得与个人利害得失紧紧相连，事情就变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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