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彝

1979年暑假过后，学校从位于中山公园后门那儿的华东政法学院处（原圣约翰大学）搬迁到新的地方——虹口区西江湾路574号，这儿原是一所中学，总的占地面积不大，挂上“复旦大学分校”的牌子后，可以说是当时大学中校园最小的一所全日制大学。因为小，它被有些人称为“袖珍大学”。学校不具备住宿条件，实行走读，路远的同学就自由组合，租借学校附近居民的住房住宿上学。

我们是参加1978年全国高考被录取的中文系学生，全班共有九十多人，上课在一个大的教室里，每人有固定的座位。班里像我这样的大年龄老三届高中生不多，我就选择了后排座位，并且一个人占用了一张课桌，很宽敞。但好景不长，开学不久后的一天上午，同学们正安静地坐在教室里等待老师来上课，隐约看见教务处的彭飞老师领着一位身穿鲜艳红色滑雪衫的陌生女子站在教室门口往里张望、探寻，然后他们走进教室，彭老师让那年轻的女子坐在我旁边空位一起听课。这位当年看上去约二十四五岁、面容清秀、略显腼腆的年轻女子，就是后来在文学艺术界名闻遐迩的上海女作家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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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身材高挑、皮肤白净，平时话语不多，显得很文静。与她接触时间稍长后，知道她原是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16岁的她赴安徽农村插队。因为会拉手风琴，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编辑部任编辑。严格说起来，当年在中学读书，她并没有学到多少文化和知识。她喜爱文学，并有时还写写东西、搞些创作。为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在听从她母亲的建议和多方联系后，她就到我们学校来旁听古代文学课，以进一步充实自己的文学知识和文学素养，打好创作的基本功。她与同学交往不多，刚来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她母亲就是著名作家茹志鹃。她家住在静安寺那儿，虽然离学校比较远，但她总是准时来听课，在我的印象和记忆中好像从未迟到过。她平时听课也总是很认真，有时因事缺课，她总要把我的上课听讲笔记借去，然后一丝不苟地补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有时下午还有课，我让她到学校食堂去一起吃饭，但她怕给我添麻烦，总是坐在教室里从包里取出带来的馒头或面包，一边就着白开水静静地啃着，一边聚精会神地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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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王安忆接触中，有一件事情使我很感动。那时，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1979年10月30日开幕，11月16日闭幕，前后18天），她母亲也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听说会上各种不同的文艺观点和思潮争论和相互争斗得很厉害，我很想了解一下会议的有关信息和情况。王安忆知道后，就从她母亲那儿把近半尺多厚的文代会《会议简报》等有关资料和文件从静安寺的家中拎来让我看，那叠材料手上拎着还是挺沉的，我心里很有点感到过意不去。

王安忆是个心胸豁达、不计前嫌的人。记得教我们《文学概论》的是戴厚英老师（《人啊，人》作者），听说“文革”中她曾是上海文艺界造反派头头，而茹志鹃当时被关在“牛棚”里。王安忆那时人小，因家庭经济拮据，曾向戴厚英要求从母亲冻结的工资里取些钱，戴厚英还是挺同情她们的，马上批了条子。所以尽管母亲坚决不允许女儿和戴厚英有任何接触和联系，但王安忆还是私下里请我向戴老师转达，如果有机会的话，很想和戴老师交谈交谈。我告诉戴老师后，戴老师也欣然表示愿意，但遗憾的是，好像这事以后终于还是没能玉成。

1980年初，停办多年的中国文学讲习所又恢复举办，4月1日第五期（小说创作班）在北京开学，上海被选拔去参加的两个人是王安忆、竹林。这样，她就不能来我们学校参加旁听了。那天上午最后一次听完课后，她告诉我，她要去北京的讲习所了，以后她就不能来和我一起听课了。虽说在我生活道路上，王安忆的出现只是犹如夜空中一颗划空而过的短暂流星，但毕竟同桌半年多，一朝分手，总难免还是有种依依惜别之情。我默默地把她送到校门口，然后彼此挥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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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讲所学员在山海关（左五为王安忆）

曾记得以后王安忆在和《读书报》的对话中说过：“我知道我最缺乏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没上大学是我的遗憾，如果能够好好上大学，对我帮助会更大。”她到我们学校旁听，学习结束后，照说是不要参加什么考试的，但她坚持和我们一样参加复习和考试。我们考试是为了分数，她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她之所以主动参加考试，主要是想通过考试来检验一下自己学习的成效如何。考试后，她还逐字逐句认真听老师对试卷题目作的解答和分析讲评。

从文学讲习所学习结束回来后，王安忆创作更为勤奋了，报刊杂志上经常看到她写的文学作品，内容和题材也逐渐更为广泛和深沉，获得许多文学评论人士的称赞和好评，被夸为文坛上崛起的一颗耀眼新星。

1980年10月，我在当时刚创刊不久的《文学报》实习。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市委宣传部长陈沂高度赞扬了王安忆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上的一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于是我受编辑部委派去采访王安忆。王安忆见到我格外高兴，知道来意后，先在《儿童时代》编辑部、后在家中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还送了她的照片给我留作纪念。那篇写成的访问记经修改后发在《文学报》副刊上，后来还被收入《作家访问记》一书。我在那篇文章中，赞誉她为“我国文坛上涌现出来的一位新秀”。后来，《本次列车终点》经评选，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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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王安忆和母亲一起应邀同赴由著名作家聂华苓与其先生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发起成立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其后又到美国东、西岸讲演和旅行。1985年时，她给我寄了两张电影票，邀我观赏一部新拍的影片。我从单位里请假匆忙赶到市中心的儿童艺术剧院，满心盼着能和王安忆见面，但遗憾的是我在剧场大厅等了半天，直到电影快开映时也没有见到她。说没遇见，其实似乎也不完全准确，因为我在大厅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似乎曾看见过一位女子，身穿时髦牛仔衣裤、脚蹬一双高统皮靴，虽有点像她，但这身打扮和装束，使我不敢贸然相认。进剧场后，座位旁的一位大概也是《儿童时代》杂志的编辑告诉我，我见到的那人，她正是王安忆，但可惜这时已开始放映电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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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高中校友殷之俊约我去《世纪》杂志编辑部取《同济附中50周年纪念册》，并说届时正好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现任主席王安忆在编辑部举行“王安忆之父：南洋归雁的传奇”新闻发布会。我应邀欣然前往，想借此机缘，正好也去会会多少年未曾见过面的王安忆。

我知道，王安忆已经不是当年刚踏进文坛的王安忆了。她现在已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声望卓著。多年来，她笔耕不已，在文学创作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那天，我满怀期望地早早来到了编辑部会场。为怕她贵人健忘，想不起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平凡人，我还特地从照相簿中翻找出那张她三十多年前赠我的照片，并随身带着。

王安忆来时，会场内还没有多少人，她在签到处签好名后，我就迎着她走过去，她开始没留意，但后来看见我对着她微笑，她又觉得似乎有点面熟，但好像一时仍没有想起来。我走向前，把当年她赠我的照片递到她手中，她看到自己当年的照片以及背面写的留言后，她马上把一切都想起来了。

我们愉快地回忆起那时坐在教室里同一张课桌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时的情景，她关心地问起我大学毕业后的情况，并指着那张照片说：“这张照片，连我自己也没有的”，我们感慨着岁月的流逝，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发布会前，许多参会的来宾、各家报社记者都拿着编辑部赠送的《长恨歌》书请王安忆签名，我也请她在一张我带去的彩色照片后面留言签名。三十四年后再次相遇见面，彼此都很高兴，我们俩还站在台前合影留念。今年是她本命年，我说按民间习俗应该穿件红色的衣服，她告诉我说里面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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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与本文作者合影   摄影 柯昌礼

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出生在新加坡，早年在南洋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回国参加新四军，以后一直从事戏剧、编导等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2003年去世。《世纪》杂志在王啸平去世十周年之际编发了他的一组遗稿和王安忆写的《小跋》，透过字里行间，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归国华侨对祖国坚定不渝的激情、信念和理想。

发布会结束后，编辑部领导等一行人簇拥着送王安忆下楼，我也默默地跟在后面。临上车时，王安忆特地把身体转向后面的我，她把自己的手机联系号码写在纸上给了我。望着缓缓离去的车影，我在心中默默地祝愿她保重身体（因为我看见她脸色似乎有点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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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茹志鹃（左）王啸平（中）王安忆（右）合影

今年九月，在大学班级微信群上，看见同学朱怀春说中午在社区老年食堂吃饭，偶遇王安忆也来就餐，恰好就坐在同一张桌子对面。朱说起当年王安忆和大家在一起听老师在课堂上上课的情景，还说孙宏彝同学写了回忆的文章发在媒体上。王安忆说自己不上网，但是对孙宏彝有印象，后来也见过。老年食堂午餐15元一份，和外卖简餐配菜差不多。王安忆说是第一次来，因为家里的阿姨请假了。

我知道，王安忆平时是拒绝网络的，从不上网，大概是目前为止极少数不用电脑写作的作家。她认为这个习惯，对自己进行创作没有任何影响。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好多事情都有点离不开网络的时代，这习惯既有好处，也有不方便之处，但我觉得为跟上时代步伐和时代潮流，更好地让自己融合到大众社会生活中，多通过网络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和交流，还是很有必要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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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以来，已写作了四十多年时间。这么多年里，她从来没有松懈过对写作的努力，写作贯穿了她的整个生活，至今已发表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型人物形象。

风调雨顺丰收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她在文学创作的初期即以《小鲍庄》等作品蜚声文坛；特别是长篇小说《长恨歌》在2000年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小说《天香》又获得华语世界文学大奖“红楼梦文学奖”；以后又荣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国文化艺术功劳勋章骑士奖”。获得这些奖，对王安忆自己来说可能是意料之外，但在我看来，从她勤奋创作、笔耕不止的写作态度和取得的成果来说，却又在情理之中，是一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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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她的作品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艺术魅力，再加上个人品格上的大气、谦和以及与各方面有着良好的关系，所以人气所向、众望所归，会员们连续几届都选举她担任上海作协主席。虽然身居作协领导高位（她还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但是她始终不忘作家初心，记得在2018年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次会员大会上她连任作协主席后曾说过：“作家本职就是写好作品”；还说“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不同，它不是青春饭，而是需要终身继任、学习、实践的，漫长到跟人生同步”。

这届作协已经快满五年了，听说近期又将要隆重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上海作家协会的领导，不知王安忆此届会否继续连任。在此换届改选之际，我既为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而高兴，同时也祝愿她把此次换届作为在写作和人生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更上一层楼，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奉献给广大喜爱她的读者和上海这座具有丰富文学创作灵感之源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