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电影后，一朋友说，我和我父亲关系并不亲密，所以，也从来没有电影里那么感天动地的故事。听了她的话，我自己想来，小时候我和父亲的关系，却如猫和老鼠。父亲一出现，我会立马收起嚣张的气焰，灰溜溜地躲到房间里看书学习。倒是现在，一切开始不那么剑拔弩张，他爱看的电视，我也敢去批评说“不好看”。很多事，我也会去为他去想。

我想，中国父母大多如此。不会表达自己浓烈的感情，更不会对自己的子女说“我爱你”。是的，让我父母对我说这三个字，如登天还难。他们总是默默地为我准备好学费，准备好生活费，准备好饭菜，洗好衣服……在我回家的时候做一桌子的好菜，在我离家的时候往塞满了东西的行李包里继续塞东西。

从来平淡。

人说，儿女是来讨债的。从父母二十多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讨债，一直讨到子女也二三十。这时候，父母已经已经五六十了，还没来得及享福，子女们却要开始为自己的子女们还债。这样一代一代，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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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海洋天堂》，使劲忍住自己不落泪。感动的，并非那些刻意造作的感情宣泄，而是一点一滴的感情流露，甚至从事无巨细的道具中隐现。李连杰脱下武侠的外衣，穿一件洗旧却不失平整的衬衣，一副黑框眼镜，一条裤管很大的裤子，这样的装扮，俨然小城镇上小有知识的父亲形象，或者像清苦的乡村教师。他是瘦小的（李连杰个子不高），缺乏话语权的，他是海洋馆里的电工，工资不高，好在海洋馆里的人都是善良的，所以，他可以每天带着自闭症儿子上班。

父亲被检查出肝癌晚期，故事的重点自然落在了儿子将来的生活问题上。谁来照顾？他该如何生存？大多数父母只需还几十年的债，而这位父亲，面临的问题要艰巨得多。在自杀未遂之后，他选择了给儿子找个安身之所的道路。现实是残酷的，正如有人所说，这是体制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导致了儿子找不到安身之所，但电影不会着重于此方面的批判。广电总局的剪刀手面前，谁也不敢放肆。各种各样的推诿理由，隔靴搔痒了中国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欠缺。这一点，远不如《不能没有你》所带出的批判性那么尖锐。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体系缺乏完善的国度之中，一切变得举步维艰。

不用再讲那点点滴滴了。父亲一遍遍地教儿子如何坐车如何拖地如何买东西，一遍遍地教儿子如何煮鸡蛋如何穿衣服，甚至把自己当作海龟，不让儿子在自己死后心灵无靠……

海洋馆馆长说，“你们家大福啊，那根本就是条鱼“，父亲说，”是呀，投错胎，成了人，所以孤独症了”。

人都是有孤独症的，当父亲找不到一家福利院能收养儿子时，他何尝不是孤独症患者？他在深夜坐在院子里，无尽的悲伤，早已没有了泪，一切的苦楚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邻居少妇柴嫂心里爱慕着他，他却不敢回应对方的爱。谁能让对方跟自己受苦呢？只有将自己自闭在狭小的空间里，仿佛背上那个巨大的乌龟壳，永远桎梏着自己。

这个情节不禁让人想起蒂姆伯顿的《大鱼老爸》（the big fish），在《大鱼老爸》里，老爸常常和儿子讲，自己是一条鱼，等他死了，便变成了那条鱼，游往海洋，自由自在。而在《海洋天堂》里，父亲便成了乌龟，游弋在海洋馆的巨大玻璃水缸里，背上背着的，是沉甸甸的负担。

这个负担，中国父亲们一背，就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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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玲，同样也是患有孤独症。她在剧团扮演的，是小丑。在西方文学中，小丑往往是孤独的。小丑用自己装出来的可笑表情，引得下面观众们哄笑。而只有他自己明白，到底有多么悲伤。没有朋友的她遇见了自闭症患者大福，便将他当作自己的朋友来倾诉。大福回应很少，但是她感觉得到他的真诚。但小丑注定是孤独的。马戏团在无声息中离开，大福再也找不到玲玲，而玲玲，在呼啸而过的大卡车上，一副孤单的表情。或许，玲玲还有过其他的朋友，但过客匆匆，谁也无法成为谁的依靠。

李连杰洗尽铅华的表演更让人觉得他是一位父亲。这位父亲，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他是中国的，是传统的，是底层的，是无助的，眉宇间总有解不开的忧愁。虽然影片的最后塑造出了浓浓的温情，导演塑造了“一个零情感污染的世界”，有些刻意，也有些无奈。当体制无法来拯救这位父亲的时候，只有自己，以及周围善良的人来拯救他。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想法。李连杰创办了“一基金”，创办以来，赞美声有之，指责声有之。一部《海洋天堂》，却让我对他好感倍增。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而他，刚好做了这么一件事。让我们在充斥着凶杀、乱伦、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电影市场中，感受到一丝温情的暖风。

这部专为父亲节出现的电影，其表达的感情并不仅限于父亲。母亲何尝不是如此呢？多年前，有《星星知我心》，有《妈妈再爱我一次》，还有《亲恩情未了》，九十年代的影视剧总是特别重视亲情，而且，这些亲情往往特别质朴而动情。亲情如山，父爱如海，母爱如洋。